“人上一万，必有异者。” 此异者，或身怀绝技，或具特异功能，或卓绝天资。而他，就是一位异者。
他是高干子弟，儒雅、正直，可却因“杀人”，当“特务”，两度被关进暗无天日的监狱；
他没上过大学，也没有学位，却成了海内外众多大学的客座教授；
他拼命去赚钱，在中国他还有一个更惊人的身份，那就是：中国头号黄金贩子！
看完他的人生经历，你绝对会惊叹不已！他，就是沈志华！
1950年，五星红旗升起的第二年，典型红二代的他在北京诞生了：父亲是劳改局副局长，曾在延安搞锄奸保卫工作；母亲则是公安处处长。
生于这样根红苗正的高干家庭，他的人生一定灿烂顺溜，一开始，他的确是上帝的宠儿。
从小学到中学，他上的都是北京最顶尖的学校，他更是最顶尖学校里的尖子生，成绩几乎门门满分。
他最爱读的就是《科学家谈21世纪》一书，他梦想自己长大后也能当一名科学家，以他的天分与才华，这个梦想并不遥远。
然而身处特定年代，他不可避免地被卷进了时代的漩涡中，悲剧开始不断上演了……
沈志华就读的北京四中
1966年，空军到他的中学招飞行员，全校100多人，他是唯一一个体检合格的，结果还没来得及入伍，文革就爆发了，学校停课，他被迫失去学习的机会，不久母亲又因政治问题被抓。
结果没学可上，科学家当不成了，政审不合格，飞行员也当不成了。
命运被360度大转弯，他痛苦的遭遇了人生第一次梦碎，但一切都才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后来到了1968年，部队招兵，他成了一名航空兵地勤，可才入伍两个月，他就收到了父亲也入狱的消息，他心里苦，却不敢有丝毫的流露，
只能小心谨慎，拼命钻研业务，默默等待柳暗花明的可能。
由于技术好，工作认真，他很快在部队里脱颖而出，19岁就成了机械师，有资格和专家一起参加发动机会诊。
师长也十分器重他，对他说：“小伙子，你就是中国航空兵的未来啊。”
照这样干下去，他至少能成个少将、中将什么的，可世事无常，噩运悄然而至……
年轻时帅气的他
突然有一天，指挥员宣布他复员，这如同一个晴天霹雳，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指挥员说：“这件事我不能告诉你原因，但你在部队是没有前途了”。
他实在想不通，自己那么刻苦，那么追求进步，怎么就没前途了呢？
世界仿佛顷刻间黯淡无光，失去了全部色彩，那段时间，坚毅的他脆弱到极点，天天喝酒，醉了就跑到机场，扑在心爱的飞机上痛哭！
离开部队后，他被分到了，石景山发电厂锅炉车间，从“中国航空兵的希望”，变成了烧锅炉的。
直到第二年，他才得知，原来是他哥哥的一个同学诬告他杀人，可军队查无实据，没法逮捕，他才被稀里糊涂地复员。
举报人后来澄清他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为立功表现才诬告他。
前途居然毁得如此可笑，他第二次遭遇了人生的梦碎。
他情绪低沉，父亲安慰他说：“人不能受一点儿挫折，就这样灰心丧气。现在这个社会不正常，但将来会走上正轨。
人生最大的遗憾不在于，你有了本事没有地方去施展，而在于社会为你提供条件的时候，你拿不出本事来为国家服务。”
听完父亲的话，他又重新振作了起来，他当时的工作是修理磨煤机，又脏又累，每天8个小时工作完，躺在床上是一口一口的吐黑痰，都到这份儿上了，他还坚持熬夜去自学数理化，两年下来，演算的练习本，叠起来足有椅子那么高，在其他人都相信“读书无用论”之时，他却相信，终有一天国家会需要科学。
1973年，他的机会终于来了，全国试办高考，全北京城只有他，四门考试成绩门门第一，数学更是得了一个惊人的满分成绩，清华大学的老师对他那是赞不绝口，他的科学家梦想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可正当他准备要去上清华之时，厂里却批判他：“你考得这么好，就是‘白专’道路。听说你还学英语？崇洋媚外！”
结果他没能上清华，倒是厂里一个，四门总共才15分的白卷英雄张铁生，被送进了中国顶尖学府清华大学。
这样的不公谁能忍受？他一气之下，把数理化课本和做过的习题全都烧了。
挫折叫他跌得鼻青脸肿，他的人生又遭遇了第三次梦碎，但他的悲剧，还远没有结束！
他决定从此学文科、学历史，以史为镜，以史为鉴，看看这个中国社会到底怎么了？
1976年，周总理去世，北京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出现不少传言，他也谈了一些看法，结果被捕入狱，可传言人人都在说，为什么只抓他？
直到1977年，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自杀，媒体才曝光：刘传新秉承张春桥等人的旨意，抓捕了一名石景山发电厂的青年工人，想从他身上找到整叶帅的黑材料。
而他就是这名“青年工人”！
原来，他的母亲跟叶剑英秘书很熟，所以被有心人利用，拿他当突破口。
他是被张春桥亲定抓捕，当年这个案子被内定为了，中国16个重点案件之一。
张春桥
好在幸运的是文化大革命很快结束了，他获得了平反，次年中国恢复高考，他居然同时考上了:新华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日报》还把他当作自学成才典型，在头版进行了报道。
最后他选择了社科院，可早被录取的他，却差点进不了社科院的大门。原来，他在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时，发现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经济构想，很难和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模式重合起来，因此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出质疑，没想到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热议，被到处转载。
而社科院副院长邓力群看到后认为：他是“持不同政见者”，决定不向他发放录取通知书。得知消息后他直接找到邓力群讨要说法，他不怕，因为，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
没想到两人见面后相谈甚欢，邓力群觉得他学识不浅，是可塑之才，聊着聊着，邓力群就问了：“小沈，你们家干什么的啊？” 他把家庭背景就讲述了一番，听完后，邓力群说：“哦，自家的娃嘛。”
第二天，他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因为“自家的娃”和“别人家的娃”，他的命运一直如此光怪陆离。
邓力群
读研究生的几年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不到三年，他就在《世界历史》、《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七八篇论文，其中一篇关于历史研究方法论的论文，还被《人民日报》摘要转载。
可能是老天又不想他过得太顺心，再次跟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1982年，他又再次锒铛入狱了！
这一年，他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可就在离毕业答辩仅剩16天时，一群警察突然冲进了他的家，直接将他铐走。
之后他被审讯了整整10个月，最后确定的罪名耸人听闻：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泄露国家重大机密，判刑两年。宣判后，法官对他道了一句实情：为了国家的利益，你就牺牲一下吧。
里根总统
原来，当时里根刚当选美国总统，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上台后在纽约逮捕了一名中国人，说他是间谍，窃取了美国机密文件。
因为外交斗争，对等报复，中国也要尽快抓到一名在华美国间谍。很快，一个在中国外语学院教书的美国博士生，被认为是美国间谍。
本来这事跟他八竿子打不着，偏偏就是这么凑巧。美国博士生被抓后，附带又抓了，七八个和这个博士有交往的中国人，而他就是其中一个，因为他曾给这个博士，看过十几本社科院内部杂志，所以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就被抓了。
他的人生又遭遇了第五次梦碎，这次也成他人生最致命的打击！
32岁，风华正茂的年纪，他却平白无故成了美国特务，还百口莫辩，绝望到了极点。
在牢中待了一段时间后，他才终于平静下来。
他想起了自己的硕士论文，他决定，将其扩充开，写成一本书。
监狱里那时是没有笔和纸的，他就拿牙膏皮写，那会儿的牙膏都是铅皮，能在纸上留下黑色的痕迹。
他向看守要了套马恩选集，偷偷在书边角上写自己的东西。他还开了一个世界史的课堂，狱友们听得津津有味，听完，他就让狱友帮忙抄卡片。
就这样，长达40万字的，《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一书在牢房中诞生了，这也是他的第一部专著。
1984年，两年刑期已满，他可以出狱了，然而他很快就迎来了，人生中的第六次梦碎！
出狱后，因为政治“污点”，没单位敢要他，学位不给补发，更痛苦的是周遭人嫌弃的眼光。
万般无奈的他，只能选择南下去做生意，离开北京前，他去向自己在社科院的导师辞行，他含着眼泪，发下了这样的毒誓：“我现在是走投无路，背井离乡去做生意，只要有一天我赚了钱，就一定回来继续跟您做学问。我要是没本事赚不到钱，那就客死他乡，永不回头！”
之后为了赚钱，他什么苦都吃：没钱租房，就借住在人家门厅里，
给老板拎过包，推着小车心酸地在大街上卖过梨，办过机械加工厂，经营过生态农场，玩过股票，做过经纪人，总之，到处漂泊，阅遍人世百态。
1987年，社科院的同学要出一套，外国学术丛书“20世纪文库”，缺人审稿，他听说了，立即跑回北京，放下手上好不容易稳定的工作，那份工作每月700元，审稿才130元，可他不在乎，他觉得，这是他回学术界的机会！
他在一间小屋里，啃着方便面，玩命编书。不到一年时间竟然编了62本书，近2000万字，到1988年底，眼睛都看书看坏了，医生警告他说：再这样继续下去，甚至有瞎的危险。
可他这般拼着命编完的书，却因为他有污点，没档案，没职称，最后还是没有学术机构肯要他。
人生遭遇如此就算再坚强的人，也万念俱灰了，可他，偏不！
在学术界又没了希望的他，重返商界，开始做起了外贸生意，有做黄金的朋友想拉他一起干，可黄金买卖是有严格管制的，很多人靠的是走私，可他不肯走歪门邪道，千辛万苦跑去弄合法批文，凭借自己的能力，一段时间后，他很快就在北京打开了渠道，他的黄金业务居然做得风生水起，他说：“我没走什么歪道，我也干不来这个。
就是人家负责管事的人认可我。”那时他每月几次飞北京进货，每次背个几十公斤，那一年他一人就做了半吨黄金。整个黄金界都知道沈志华，说他是：中国头一号黄金贩子，每天在飞机上来回背黄金。之后，他赚的钱够他后半辈子都吃喝不愁。
可这时，他却做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决定：离开商海，回归学林！
朋友们都说他傻，做学问多无聊，哪能跟“唰唰唰”数钞票的快感相比，可他却没有忘记当初的誓言，拼命赚钱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有足够的资本回去安心做学问。
1991年，他回到北京，马上成立了一个文化公司，发行白话《资治通鉴》，没想到轰动一时。
1993年，他又个人出资，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作为民间史学研究的基地，专门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
因为他知道，史学研究要求研究者，要自甘寂寞，安于坐冷板凳，但研究成果又常有难以出版的扼腕之叹，所以他要为这些研究者雪中送炭，也是对他们能够传承，中华优秀史学研究传统的一种褒扬。
到目前为止，他的基金会，已资助出版了64部史学专著。资助费用也花去了上百万，每年他还拿出十几万，资助中国史学界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
90年代，俄罗斯局势混乱，苏联档案可以开放给外国人复印，这对于全世界的历史学者来说，都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教训，前车之鉴，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对中国来说，绝对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因为历史的真相都在档案里！
可当时中国各院所都没有研究经费，于是他立即个人筹集资金，在深圳和北京召开两次学术大会，向全国学者呼吁重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住宿、伙食、会议所需的经费和资料，全部由他一人独自承担。他还在邀请函里特意声明：凡专家学者所在单位不能报销飞机票的，全拿到我这儿来报。这本该是国家该干的事却让他个人干了！
他自己更是迫不及待地，想立刻出国“抢档案”。可当时想出国谈何容易，
他没单位，还有污点，护照都难办，社科院可以去，但却没钱，可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
他急忙找到了社科院，说：你拿不出钱，我有钱啊！我只是来向你求个名分，一切费用由我出。
最终他得到社科院支持后，必要的手续很快办齐，随后他成立“苏联历史档案集”课题组，组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委会，在1995年10月，他带领一行人匆匆飞往俄罗斯。
可到了俄罗斯以后，事情远非意料中那么顺利。
俄罗斯开放档案最繁荣时间，是1992年到1993年，等到他去时已经开始收紧，而且外国人想复印的话，费用极贵，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复印，一页1美金，苏共中央档案馆复印，一页2.8美金。
国家档案局的工作人员，还每天只工作三个小时，照这样的进度耗下去，开销可承受不起。
为此他没少花钱，为了把档案弄到手，可以说他是毫不犹豫的一掷千金，而他自己在俄罗斯的生活却节俭无比，每天就在宾馆里自己熬稀饭，煮点香肠就着面包对付。
为了这批极为珍贵的档案，他前前后后总共又是掏了百万元，这在90年代初绝对是笔不小的数目，这些都是他自己赚来的辛苦钱，可他非但没心痛，反而大为庆幸，因为就在他拿到档案后不久，俄罗斯政府就下令，封存所有国家档案，不再开放！
1995年的俄罗斯
可要说档案开放最规范、档案收集最便利、档案利用最有效的，还是美国。
想到这，他又两次跑到美国，收集美国早期获得的苏联档案，两次下来带回复印的苏联档案十多箱，比从俄罗斯带回的还要多。至上世纪末，他已收集、带回的，前苏联档案共计15000余件之多。
档案买回来这还远远没有完事，他又在全国组织翻译编辑队伍，一起对这些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目录，并选择专题译成中文，经历了近3000多个日夜，他都熬白了自己的头发。整整7年，终于一套34卷的，《苏联历史解密档案选编》问世了！
它是我国编译出版的，第一套大型外国专门史资料集。
在这些档案的基础上，之后的他又著书颇丰。
他的档案得到了学界极高的评价，有人曾这样评价他带回来的档案：“利用历史的真实细节，引证，采访，加以实证，再从历史、文化和文明上的超然视角加以研判，如同我们的祖先在《史记》，《三国志》中所做的那样，直面历史，不为尊者讳，即便是敌人，也要对敌人的优点，进行冷静的和恰如其分的肯定。”
还有一位知名世界史专家说：有了这批价值连城的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评价。
通过翻译解读这些苏联档案，他更是修正了大量史学界，长期存在的错误观点，澄清了很多共和国历史上的悬案，比如毛泽东的朝鲜战争决策、苏联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介入......对许多早已形成的传统定论，予以强烈的冲击甚至是颠覆性的震撼。
可以说，他仅凭一己之力，就修改了历史！
而更让人佩服的是，他还宣布：“我带回来的档案，全部公开。谁需要都可以查！”
他专门用两个房间存放档案史料，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这两个领域内，他的档案是全国之最。
而不仅国内研究者，就连美国、日本、波兰、匈牙利的学生和学者，也都前来查找资料、复印档案。凡慕名而来者，他都热情接待，不仅免费提供复印，还管吃管住。
后来查资料的学者太多了，他实在招呼不过来，索性把主要的档案材料复印了两套，一套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套放在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他还把朝鲜战争的档案自制成光盘，免费送给香港中文大学，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允许供人自由查阅。
尽管他为中国学术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依然是个，没单位、没职称、没学历的，“三无”民间研究者。
直到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才第一个站出来，大胆地，坚决地，决定聘请他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任该校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至此，他算正式又回到了学术界！
回学术界，这条对很多人来说轻而易举的路，他却磕磕绊绊走了漫漫半生，走到白发婆娑，走到年迈体衰……
他的一个朋友曾对他说：“在中国做学问有两种人：
一是有钱：做学问既花时间收入又少，没钱不行；
二就是有病，脑门子里一天到晚就想弄这个，吃糠咽菜也愿意。
而你是又有钱又有病。”
是啊！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是眼里看着书，心里却是时刻想着钱，而他明明是有钱，念念不忘的却是书。
但现在的他，早就没钱了，可他的“病”却还没有“康复”，近古稀之年的他承担起了多项，国家重大课题的研究任务，还招收了一批年轻学子，尽心尽力在培养。
他早已爱学术爱到疯魔，喜之为疾，药石无医，恋之成狂，难舍难离。
他是人们眼中绝对的“异类”，当过兵，坐过牢，下过海，挥过金，历史的车轮阴差阳错，人生的经历忽明忽暗，拥有一个不属于学者的传奇。可回忆起自己的人生，他却淡然地说：我的“本色”只是醉心史学的书生。
而他这位书生在悲剧的人生里，以超乎常人的坚韧，倾经商所获之巨额，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一件又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义大德之举！
上穷碧落下黄泉，五洲四海挖史料！这样的中国良心学者，是当代极为稀缺的精神贵族，他值得我们的致敬与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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