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秀纯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据文字可考的历史，北京建城史已有3000多年了，其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43公里的房山区琉璃河地区。早在清末1897年修建京汉铁路（京广铁路前身）穿过黄土坡及董家林村时，就发现过墓葬及出土文物。1945年中国银行职员吴良才先生，他是位业余考古爱好者，在办理业务途经琉璃河遗址时采集到不少陶片。后来吴先生把捡到的陶片交给了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经苏先生考证，认为这是商周时期的遗物，从而引起考古界关注。其后不久，内战爆发，此事便被搁置起来。
苏秉琦先生1945年于北京
直到1962年春，北京市文物工作队郭仁先生到房山考察，在董家林村再次捡到一些商周时期的陶片，从而更加引起考古学家关注。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主任苏秉琦先生，建议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联合调查董家林遗址。同年夏季，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邹衡先生带领实习生在刘李店村进行了首次小规模试掘。1972年秋，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合作，由实习学生再次对刘李店村及董家林村等多处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10平方米，发现有房基、窖穴、灰坑等遗迹及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等。1973年为配合当地平整土地，再次由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等多家单位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勘查。从1976年春开始，由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房山县文教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刘李店村南及立教村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1981年至1986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再次合作，发掘了黄土坡村西周燕国墓地及董家林村的古城遗址。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再次和北京大学考古系合作，发掘董家林古城遗址。
考古资料表明，琉璃河遗址分布在以董家林村为中心的刘李店、黄土坡、立教、庄头、洄城等六个自然村落。遗址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总面积为5.25平方公里。遗址内涵丰富，包括古城遗址、生活区、墓葬区三大部分。大量考古发现证明这里就是西周初燕国的始封地，遗址内的古城遗址，应该是西周初燕国都城。
1962年10月苏秉琦与夏鼐在房山琉璃河刘李店考察发掘工地
1972年郭仁（中）在工地
琉璃河古城遗址平面示意图
一、城址
古城在遗址的中部，董家林村就坐落在古城遗址内。1962年调查古城遗址时，北城墙地面上还有1米多高的夯土堆积，如今古城的地上部分已经不存在了，成为一座被埋在地下的古城址，但是古城风貌依稀可见。从东向西望去，古城地面仍然比周围高出许多。通过前期的钻探和1976年、1984年两度发掘，发现以北城墙保存最完整，长829米，南部被大石河水冲断，东、西两侧城墙各残留北半段约300米。城墙建造时，是从生土上挖基槽填土夯实；再分段层层夯筑墙体，其结构可分为主墙和内附墙、外附墙。主墙土质红褐色，宽约2.6米，分层夯筑，夯层厚约5～6厘米，主墙土层夯窝密集，质地坚硬。主墙内外两侧有附墙，紧贴着主墙面，呈斜坡状。墙基底部宽约10米，墙体断面呈梯形状。城墙外有护城壕，深约2米。
琉璃河西周燕国古城墙遗迹
1995年秋，再次对城址进行发掘，在东城墙北段发现一条用鹅卵石砌成的排水沟。这条排水沟穿过城墙，通向城外。排水沟宽1.2米，长约9米，是古城中的排水系统，这一重大发现为我们研究古城遗址的结构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西周燕国古城排水沟
目前，尚未对城内遗址进行系统的发掘，只在城址内进行过部分钻探及发掘，大致清楚宫殿区位于城址的中北部，宫殿区向西有祭祀区。至于街道，城门、作坊，民宅等建筑尚不明确，还待于以后的发掘工作。
西周燕国古城出土陶水管
二、墓葬区
墓葬区位于遗址中部黄土坡村的台地上和古城以东地带，京广铁路从中穿过，将墓区分成东、西两部分。考古工作者把铁路以西定为墓葬Ⅰ区，铁路以东定为墓葬Ⅱ区，这两个区面积共约5万平方米。
1964年，黄土坡村有一位名叫施友的农民，在自家院里挖菜窖时，发现两件青铜器，一件铜鼎，内腹壁铸有铭文“叔作宝尊彝”五字；另一件铜爵，鋬腹间鋳“父癸”两字。这两件青铜器提示我们，在琉璃河遗址内，至少有周穆宗时期的遗物存在。于是，考古工作者自1973年至1986年两次在墓葬区进行调查，并清理发掘了300余座墓葬、20多座车马坑。依照规格这些墓葬，可分为大、中、小三型。均为南北向，部分墓葬有腰坑。
大型墓葬的墓室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一般带有一条墓道，也有带两条墓道的。其中1986年秋就开始发掘的M1193号大墓的四角各有一条墓道，墓南北长7.68米、东西宽5.45米、深10.25米。墓葬南端有大型车马坑陪葬。如此特殊型制的大墓还是第一次发现，大家的心情无比激动。发掘到快要出土器物的时候，考古队长殷伟璋、田敬东及其他人员全部在现场各忙各的。记得当年11月下旬天气寒冷，又是“水墓”（该墓太深了地下水上冒），地表土都冻上了，墓坑里的水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似乎飘着小雪。如此天寒地冻的气候中发掘，酒是不能少的，谁下墓坑每人两瓶二锅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民工争先恐后的要求下去。为了抵御寒冷，工作人员下水前要喝二两白酒，在水中泡10分钟就上来，再换另一批下去。说是发掘，实际就是在水下摸，摸一件，捞一件。摸着摸着，这时候有民工喊：“殷老师，有大家伙了！”听话听音，我们立刻意识到出大件青铜器了。此时，队长殷伟璋马上喊：“停！停！停止发掘！”并让无关人员都上来。由我们专业人员亲自发掘，最后在棺椁头箱的位置内，发现两件青铜礼器——铜罍、铜盉。后经室内清理，这两件器物盖内和器物口沿内壁均发现相同的43个字的铭文，即克盉、克罍。该墓被盗，除了木棺底部出土零星的玉器等小件器物和二层台出土有人面形铜饰漆盾牌，棺椁内仅遗留两件珍贵的青铜器，而这些铭文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
克 罍
克罍对顶铭文拓片
克罍器盖内铭文
克 盉
M202 墓坑清理情况
中型墓葬均无墓道，墓室长3.5米左右，宽2米。填土经过夯打。葬具多为一棺一椁、两棺一椁、一棺二椁。带有“匽侯”铭文的青铜礼器也是这类墓中出土的。同时，还出土玉器、石器、漆器、陶瓷器等。
琉璃河出土螺钿镶嵌漆器
20世纪70年代发掘出土的“复尊”、“伯矩鬲”、“堇鼎”等青铜礼器。从其铭文内容看，墓主人都是燕侯身边的重臣贵戚。他们有的曾经受到燕侯的赏赐，有的是奉燕侯之命前往宗周，向周太保（召公）贡献食物，因而受到太保的赏赐。除此，在墓葬区偏北的部分中型墓葬中，还有殉人现象，男女都有，被殉的多是5～17岁之间的儿童及青少年。
小型墓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75％。墓穴一般长2米、宽1.5米左右，竖穴土坑墓。葬具简单或无，大多数为一棺或无棺以蓆裹尸。人骨比大中型墓葬保存完好，葬式多为仰身双手置于腹部，有的则为侧身屈肢葬。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少者一两件，多者达10件左右，偶尔也有随葬青铜礼器的，有的则没有任何随葬品。
通过Ⅰ区和Ⅱ区墓葬资料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两区的埋藏习俗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Ⅰ区发现了7座有殉人的墓葬，Ⅱ区则不见这种情况。此外，有腰坑和殉狗的墓葬也多出现Ⅰ区。
Ⅰ区车马坑的特点是将马捆绑后再埋入事先挖好的马坑内。Ⅱ区则大多将马杀死后排放在坑底，然后将车轮从车上卸下斜依在坑壁，车多放在马身上。有的将车马器拆卸下来，放在墓葬中作为随葬品。随葬车马的数量，根据墓主人身份而定，有1车2马、2车6马、最多的有4车42马，气势恢弘颇为壮观。
M202号墓陪葬4车42匹马
从墓葬Ⅰ区埋葬习俗、陶器组合以及出土的青铜礼器铭文看，有殷人的族徽等特点，由此可以认为在Ⅰ区的墓主人有可能是殷商的遗民。
Ⅱ区的墓葬应该是周人灭商后分封到燕国的周人墓。根据大、中型墓葬集中和青铜礼器铭文解释，可推断该区墓葬应是西周时期的燕侯家族墓。
考古研究所摄影师韩悦先生站在临时搭起的梯子上照相
上述墓葬在形制和随葬品上，都具有明显的西周时期的风格。其年代存在着明显的早晚差异，可以分为西周早、中、晚三期。
迄今为止，琉璃河遗址及墓葬中出土的西周时期各类文物数量达上千件（组），包括青铜器、陶器、玉器、原始青瓷、象牙器、漆器、兵器、货币等。陶器数量较多，有鬲、簋、豆、罐等实用器及部分明器。青铜器多为礼器，有鼎、簋、爵、尊、卣、盉等，兵器有矛、戈、匕首等出土文物。
在众多的青铜礼器中，仅少数铸有铭文。这些铸有铭文的青铜礼器的出土，为证实琉璃河遗址为燕国西周始封地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其中以克盉、克罍、堇鼎、复鼎、复尊、伯矩鬲等尤为重要。M253号墓出土的堇鼎铭文记述了堇奉燕侯之命前往宗周，向太保贡献食物而受到太保赏赐的历史事件。同时，克盉、克罍铭文均记载了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的史实。这两件青铜礼器的铭文记载，恰与《史记》中关于召公本人并未前往燕国就封燕侯，“以召公长子代侯于燕”的史实相印证。
20世纪末，中国史学界、考古界为了准确判断历史年代，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从天文推算、地理、历史文献、金文等综合研究，确定“周武王十一年伐纣灭商，”即“牧野之战”的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即武王克商的时间。周武王取得胜利，实行“封邦建国”、“以藩屏固”的分封制。《史记》记载：“周武王克商，封召公奭于燕。”多年来，考古资料显示，琉璃河遗址在墓葬区内既有埋葬国君和贵族的“公墓”，又有同族的“邦墓”。在墓葬区西北部还发现有西周时期的城址。这一发现恰恰与周朝的族葬墓设置相吻合。根据《史记·周本纪》、《史记·燕世家》和《史记集解》等古代文献记载及专家考证，琉璃河燕国都城的始建年代为公元前1045年，这也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北京建城年代。由此推断，北京建城可以上溯到西周燕国时期，距今已经有三千多年了。
琉璃河西周燕国遗址发现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经过两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取得了辉煌成就。当年参加发掘的郭仁、谢元璐、任继奉、钟少林、关甲堃及许修堃等人已经作古，黄景略老先生也已经是耄耋的老人了。弟二任考古队长田敬东先生也七十多岁了。又如李华、朱志刚、张秀云、高继祥等当年才二十岁左右，现在都已经退休了。他们把青春岁月奉献给了考古事业，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1983年10月苏秉琦先生在琉璃河黄土坡村考察西周燕国墓地
三、考古背后的故事
20世纪70年代初，董家林平整土地时，在村东北隅发现车马坑遗迹。推土机已经把马头、马骨架推出来了。当时的考古队长郭仁正在刘李店村与北大实习生搞发掘，听到此消息马上赶过来，让推土机停下，并报告市文物管理处。
当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单位领导梁丹想到现场视察，苦于没有交通工具，便和我说：“小黄，你能不能和考古所借辆车？”我当时和考古所很熟，没费任何周折，直接到后勤办公室找到罗师傅，说明来意后。罗师傅马上开着“波兰·华沙—胜利20”小卧车，来到文管处接上梁丹直奔琉璃河。根据现场视察，这里应该是一处商周时期墓葬群，梁丹当即指示：“一、不能继续推土了。二、由于车马坑清理时间长，技术性强，要求考古工作者要认真对待。”
为了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市文物管理处领导不久派出贾书玉负责，指挥工人在这片墓地用粗大的竹子搭建了一个面积200多平方米的大蓆棚。在蓆棚里发掘舒服多了，至少不晒太阳。以后蓆棚年久失修坍塌后，在各个墓坑和车马坑上又盖了木板房。我是1972年第一次参加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但不久因为参加元大都遗址发掘，便离开了琉璃河考古队。
董家林考古工地大棚搭建中
1972年的发掘，是配合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实习，发掘董家林、刘李店遗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由郭仁、袁世贵带队，参加此次发掘的大多是刚参加工作的同志，如李华、朱志刚、许修堃、高继祥、张秀云等。我们住的董家林村大队部，实际上就是一座破庙，院内有南房三间，当心间门楣上挂有“普慧寺”匾额，正房北屋三间，东西厢房各有四间。院内有残破的辽代经幢和明清石碑，院外有几棵老槐树遮阳避暑，也是晚饭后大家乘凉聊天的好去处。
1972年考古队住的宿舍
我们住在北房中间的堂屋，西间为大队部。考古队五六个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白天发掘，晚上一般是自由活动。偶尔玩玩儿扑克牌消磨时间，赶上停电，每人发一根蜡烛，因此大家戏称“家大业大，一人一根蜡”。由于有几个小青年刚参加野外考古发掘工作，队长郭仁有意让他们练练胆量。曾让几个青年人分拨在夜里12点左右，去黄土坡村墓坑取头骨或骨架，
我第二次参加琉璃河遗址发掘是在1981年～1986年，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再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成立联合考古队。队长殷伟璋，副队长田敬东。社科院考古所有靳枫毅、王巍、冯浩章；市文物工作队有李华、黄秀纯、楼朋林。这次主要发掘黄土坡村西周燕国墓地和董家林村古城遗址。联合考古队进驻工地时，早已有琉璃河博物馆筹备处在此工作。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筹备处办公区略南盖了六间北房，成立琉璃河考古工作站。博物馆筹备处连同考古工作站共占地13亩，四周没有围墙，用铁丝网围成一个临时的大院子。我们住的宿舍即工作站前面就是铁丝网，相距3米左右。虽然在野外考古10余年了，但是天生胆小的我，面对如此的环境总还是有些紧张害怕。特别是节假日，往往是一个人值班，更是提心吊胆。况且，我们距离京广铁路特别近，那几年治安状况比较差，在黄土坡村铁路桥下，经常发生打劫事件。
想什么，有什么；怕什么，来什么。1984年夏季，在北京召开展望21世纪国际考古学会议，拟定会议期间组织与会者来考古工地参观。为了迎接这次会议的召开，我们也打破常规，夏季没有休息，继续野外发掘，因此感觉有些疲惫。一天中午睡午觉，我作了一个梦，梦见我们家煤气罐爆炸了，惊醒后，我出了一身冷汗。下午继续发掘，晚饭后，闲聊中谈及此事。这时候靳枫毅说：“小黄想家了！向队长请个假，我送你去车站。”我说：“不用，不用，我不回去。再说时间也来不及呀！现在都已经晚上六点多了，恐怕也没车了。”这时候有人说：“怎么没车呢？最后一班火车8点10分呢，赶紧走来得及。”好在队长也在边上，说：“准假了，赶快走吧！”于是，靳枫毅骑自行车带我去了火车站，送我上了火车。看到他转身离开的时候，我说：“老靳，路上注意，别遇上劫道的。”老靳回头笑了笑说：“沒事，放心！”
回去休假两天，星期一我回到工地，一进门，大家伙儿就说：“你可回来了，你呀，差点儿毁了一个国家栋梁——差点儿见不着咱们靳大哥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怎么啦？“告诉你怎么回事！那天晚上靳大哥送你去火车站，回来的路上碰上劫道的了，差点给靳大哥毁了。”我一惊，将信将疑地问：“是真的吗？不会吧！”“当然是真的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把我送走后，靳枫毅骑车往回走，到了黄土坡村时候还真的碰上劫道的。因为前边有一个小土坡，所以就下来推着车走。这时候就觉得后面有人拽他的自行车，回过头来一看，一个30多岁的人拽住他的车说：“大哥，我是东北来的，想回家，没路费了，能不能借几个钱？”靳枫毅胆儿大，绰号“靳大胆”。意识到可能碰上打劫的了，此时此刻的他，不慌不乱很镇静，但又非常威严地回过头大声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告诉你，我是警察！”说着把手往屁股上一拍，他身上挂着一大串钥匙，“哗啦哗啦”一阵响。这小子一听，撒丫子就跑。这时，老靳把自行车一扔，紧追两步，上去一把就抓住他，冲着工地大喊：“老张，老罗，快来人呀！抓坏人呀！”这个小土坡上边就是我们考古工地，那里有值夜班的两名工人，一听是靳枫毅的喊声，立即闻风而动，拿着手电筒循声跑过来了。走进一看，真是靳老师，还死死地拽着那个打劫的。靳枫毅挺有经验，让打劫的人推着他的自行车，他和两个工人在后边押着，穿过铁道桥洞，直奔工作站。这时候博物馆筹备处的人也都知道了情况，大家马上来了精神。李恩宏、郎德跃、陈静军、李华等人找来绳子，七手八脚把劫道的捆在树上了。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问他：“姓什么？叫什么？打哪儿来的？”他说：“我是东北人，坐火车来北京，到了丰台没有钱了，从丰台下车顺着铁路走到这里了，实在走不动了，没办法……”大约晚上11点，琉璃河派出所来了警车，把人带走了。
1984年8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先生及赵光林先生视察工地
殷伟璋、田敬东、王巍、黄秀纯、靳枫毅1984年8月工地留影
1984年麦收过后，在工作站东墙外2米左右的空地上堆放三垛麦秸。一天晚上，正值巴西和前苏联争夺男子排球世界杯冠军的决赛。由于时差关系，在北京时间夜里23点开始，因为太晚我回宿舍睡觉去了。观看电视直播的大多是博物馆筹备处的人。大约凌晨一点左右球赛中场休息时，郎徳跃出来上厕所，一看麦秸垛着火了。连忙大喊：“着火了！着火了！快出来灭火！”开始大家以为是开玩笑呢，所以谁也没动。等火着大了，才纷纷跑出去，有拿铁锹的，有拿灭火器的，但是为时已晚，大火根本扑不灭。因为火源离我们房子太近，稍微有点风就会把工作站引着。决定赶紧报火警119，很快，窦店消防队来了一辆救火车，因为附近没有水源，救火车自带水的压力不够，喷出来的水流太细不起作用，而火势越来越大。于是，消防队又打电话请求支援。不久，燕山石化区又开来两辆救火车，才把这三堆麦垛的火扑灭，直到凌晨五点消防队才撤离现场。在以后的几天里，闲来没事大家就坐在一起分析案情，有人认为工作站考古人员在工地得罪人了，是民工偷偷放的火；也有人认为是过路的行人将烟头扔进麦秸垛；更有甚者说：“我原以为救完火后，麦秸垛下可能有死尸呢，是杀人后放火。”总之，都是扯闲篇儿。
为了纪念这次事件，琉璃河工作站养一只爱犬，起名叫“苏巴”(苏联和巴西争夺男子世界杯冠军赛)。这条狗极有灵性，大家去工地，去火车站经常带着它，而且它能认识路自己回家。每当李华、郎德跃、陈敬军等从城里回来，只要一过黄土坡村铁路桥，“苏巴”看见了，就会撒着欢儿地跑过去摇头摆尾。我不大喜欢狗，所以“苏巴”和我也不太亲。
在考古工地我曾遭到好几次狗的袭击。记得1980年7月在山西太谷县白燕遗址实习。山西人没有吃鸡和鱼的习惯，所以考古队刚进村的时候活鸡才两毛钱一斤，后来买的人多了逐渐涨到五毛钱一斤。实习期间正好赶上中秋节和“十·一”，考古队不放假，但是，各地区学生可以派一个代表回家。我们北京去的学生派国家博物馆陈斌作回京代表。往北京给家里带什么礼物呢？大家一致认为带鸡，又便宜又新鲜，于是我们挨家挨户的上门收购。每到一家我们先小心地推开街门，看院子里有没有狗，然后再进去。
村北有一放羊老汉，家里有只牧羊犬，去他家就更加小心了。推开街门是一个狭窄的门道，看看院子里没有狗，我和朱志刚放心大胆地在前边走，上台阶，进北屋，刚一推屋门，谁也没想到呀，牧羊犬在屋子里呢！“嗖”地一下就扑上来了，狂吠的叫个不停。我忙抽身往回跑，这时候易苏昊、陈烈等同学刚进门道，听见狗叫，想赶紧往回跑。他们一着急，转身往回撤的时候不小心把街门撞上了，我们这几个人等于都憋在门道里了。这时候易苏昊架着我的胳膊，把我顶在前面。狗一个劲儿冲我狂吠，他们则躲在我身后龙摆尾似的一劲儿冲我喊：“老黄别怕！老黄别怕！”狗主人紧跟着出来，使劲把狗拽走了。出了大门朱志刚陈烈易苏昊等坐在台阶上捧腹大笑：牧羊犬！把我吓得直哆嗦。我说：“你们在我后边龙摆尾似的躲着，把我顶在前边当龙头，我能不怕吗！
1983年在琉璃河工地考古期间，考古所另外在刘李店村守着公路边建个工作站。有一天我和李华去他们的工作站有事，一进大街门，连大带小有八条狗围着我乱叫。我想紧跑两步，慌不择路一脚踩菁苔上了，脚下一滑狠狠地摔了一个大筋头，当时可把我摔懵了。这时候做饭的大师傅出来把狗轰跑了，和我说：“见到狗别跑，你越跑它越咬你。”最后也没躲过这一劫，命里该有的早晚还得有。2005年秋快退休了，在房山金陵考古工作站，隔壁老王家新买辆摩托车，我进院看他的摩托车去了。本家主人在场的情况下，我却让他们家的狗咬了一口，缝了38针，住了52天医院，至今腿上留下不灭的疤痕。
临了儿，临了儿，咬着了，还是咬着了！
（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