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召公奭的身世及历史贡献

论召公奭的身世及历史贡献

召公奭是周初王室的重要辅佐大臣，是与周公齐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燕国的奠基者。他一生经历了文、武、成、康四朝，对周初历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由于史籍记载的简约，特别是后世儒家对周公的过份推崇，因而有关召公的身世，他的文治武功，很少为后人提及，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基于此，笔者不揣简陋，拟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两个方面，对召公事迹略作钩沉，以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一　召公身世的考察

      关于召公的族系所出，千百年来众说纷纭。一种说法，认为召公奭与周室同姓。《谷梁传》说：“燕，周之分子也”，晋人范宁《谷梁传集解》注：“分子，谓周之别子孙也”，唐代杨士勋《谷梁疏》谓：“分者别也，燕与周同姓，故知别子孙也”，《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谷梁传集解》引三国时期蜀国谯周的话说是“周之支族”，《尚书》也说到：“奭名同姓也”。分子、支族、同姓只表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但血缘关系自有亲疏远近之别。另一说法则认为召公为文王之子，与周公、武王同为兄弟。东汉班固编《白虎通》引《诗经.大雅》“文武受命，召公维翰”说：“召公，文王之子也”。稍后，王充在《论衡.气寿》篇中云：“召公，周公之兄也”；皇甫谧的《历代帝王世纪》则直指：“邵（召）公为文王庶子”。近人考古学家陈梦家亦认为：“当武王受命之初，周、召兄弟辅助其兄武王伐殷，左右成王，平定四方之乱，是功劳相当的”（注：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

在上述诸说中，那一种说法更为接近实际，更为可靠，我们认为这只能从召公在周初政权中的地位和周初分封制度上去考察。

      首先，在传世较早的史籍中，召公与周公常常并提，为王之左右手。东汉末经学家郑玄《诗经注》：“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歧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所职之国”。丰即沣京，以沣水而得名。文王时，周人翦灭商朝在关中地区的重要与国，将都邑周原迁沣。迁都之后，将岐周之地交由二公即周公和召公分管。周为周人宗庙之所在，是周人心目中的圣都，即使在“文王迁沣”之后，周作为政治、宗教和文化的中心地位始终未变。在西周250多年中，周人的许多重大活动，诸如祭祀、册命、燕飨等“国之大事”，都在这里举行。周原甲骨H11 ：117有“祠，自蒿于周”的记载，王宇信先生考定其为成王时代的遗物（注：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就说明了这一点。把圣都旧地委托周、召二公分管，足见其受任之重。而召公奭被称为召公，也是从这时开始的。文王迁沣后不久病逝，武王承绪。《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即位，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召公又担当起辅佐武王的重任。武王灭商，除道修社，在隆重的受命典礼仪式上，“周公旦把大，召公把小，以夹武王”（注：《史记.鲁周公世家》）。武王在克殷的第二年去世，这时周之东方发生了管蔡勾结残殷势力的叛乱，“西土人亦不静”（注：《尚书.大诰》）。在此紧要关头，“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注：《逸周书.作雒解》），使周人渡过了“若涉渊水”（注：《尚书.大诰》）的困难局面。成王即位“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注：《尚书.君奭》）。召公所任之太保，是当时国家行政机构的首脑，“是除王以外，地位最崇高的”（注：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澂》）。为了保证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成王将统治区划分成两大部分：“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注：《史记.燕召公世家》）。西方以沣镐为中心，管辖周人故地，东方以洛邑为中心，统理新获殷商国土，实际上也是两大军事管区，史籍与金文中常见的“西六师”、“殷八师”，就是基于上述划分而来。六师与八师所负责任不同，六师的任务是保卫宗周与王畿，驻扎宗周。因宗周偏处西方，时人称西土。《尚书.大诰》“有大艰于西土”，所以称西六师。八师的任务，有镇压、威慑残殷势力之重任，常驻东方之成周。由何尊铭文（注：唐兰《何尊铭文解释》）可知，武王、成王父子两代都曾经营洛邑，但并不放弃宗周。西周时代宗周及洛邑都驻扎有大批军队，所以周、召二公应当同时担任了这两大管区的行政和军事首脑。

      以上史籍的记载，充分说明在周初历史上召公与周公的地位是难次伯仲的。

      其次，召公还以王室重臣的身份参与了周王朝许多重大活动的决策与实践。营建洛邑是周初历史上一次重大的事件。周人立根西土，随着国家版图的不断扩大，如何对全国实行有效的管理，是西周统治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武王伐纣以后，就把营建洛邑作为头等大事加以规划安排，“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人民’”（注：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明确表达了在洛邑营建统治中心的意思。“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指以伊、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武王当时需要镇抚被征服的商奴隶主，以及东方的东夷和南方的淮夷，选择此处为战略重地是比较合理的”（注：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但洛邑未就，武王故去。管蔡之乱平定后，周人正式把营建洛邑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召公参与了此次规划、设计、建设的全过程。《尚书.洛诰》说召公“先周公相宅”，相宅即相土，也就是视察、勘测地形，然后又十分慎重地进行了占卜，“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注：《尚书.洛诰》）。《周官.太卜》：“国大迁则贞龟”。“厥既得卜，则经营。”（注：《尚书.洛诰》）召公动员了大批的殷商遗民，开始了艰苦的营建工作。“太保乃以庶殷攻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注：《尚书.洛诰》）。《蔡传》：“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之位成也”。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陕西岐山西周宫殿（宗庙）遗址出土了大批西周甲骨，其中有“太保今二月往……”，“见工于洛”，“新邑……乃……用性”的记载（注：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如果联系《尚书.洛诰》关于太保召公营建洛邑的记载，使我们会更加相信召公营建洛邑的真实可靠性。洛邑的营建，不仅使周人达到了从政治、军事上驾驭控制东方的目的，而且洛邑又居天下之中，是四方交通枢纽和贡物汇集的理想之地。而召公对洛邑规划设计的思想——“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也成为此后历代王朝营建都城所遵循的传统模式。

      成王以后，召公的地位愈益见重，“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康王在祖庙接受册命，召公“由阼阶”（注：《尚书.顾命》），而命嗣王。

      召公死后，人民更经常怀念他。《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记载说：“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之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他的名字亦史不绝书。《诗.大雅.江汉》“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左传.僖四年》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僖公四年，齐以诸侯之师侵蔡伐楚，楚子使舆师诘难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管仲回答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这里提到的先君太公，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姜太公，他是灭商兴周的谋略家，而召公居然能赋予他那样大的权力，由此可见召公的地位，远非一般周之血亲可比。

      西周王室贵族实行严格的宗法制度，所谓“殷道尊尊，周道亲亲”，召公去世后，召公家族的地位也一直很崇高。《左传.文五年》有“王使召伯来会葬”，传注曰：“召氏世为天子卿”。分封制虽然不等于宗法制，但却始终贯彻着亲亲的原则，这是不容置疑的。

      通过对上述情况考察，我们认为召公为文王之子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史记.管蔡世家》和《左传.僖二十四年》记载里，提到文王有十子、十六子时都没有提到召公，又怎样去理解呢？我们认为，文王可能有嫡子十人，但还有众多的庶子，《诗.大雅.思齐》：“太姒徽嗣音，则百斯男”，毛传：“太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众妾则宜百子也”，诚如是，则召公当如皇甫谧所说：“文王庶子也”。　

二　召公奭的历史贡献

      作为周初重要的辅佐大臣，召公的历史贡献是多方面的，但我们以为最主要的是以下二点。

     （一）缔造并发展了周公思想
       周公思想是周初众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智慧结晶。周公思想中最具特色的理论，如“非天命”、“德政”、“史鉴”思想，都是由召公首先提出的。

      殷周时代，神权意识十分强烈，“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注：《礼记.表记》）。他们甚至把自己政权的存亡也看成是上帝的眷顾与遗弃，当殷王朝濒临亡国之际，殷王纣还强词夺理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注：《尚书.西伯勘黎》）。但自恃天命的殷人并没有摆脱败亡的厄运而使“鼎迁于周”（注：《左传.宣公三年》）。对这一巨大的历史变革，召公奭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尖锐地指出：“天命靡常”（注：《尚书.康诰》），“天不可信”（注：《尚书.君奭）。这在周代初年，不啻是石破天惊之语，因为那时不仅殷人，即使像周公这样伟大的人物也“都虔诚地信仰上帝”（注：斯维至《周公的思想及其政策》，《西周史论文集》）。既然天不可信，那当如何去巩固和建设这新生的政权，召公认为应当“时我”、“惟人”。“时我”即“恃我”，也就是依靠自己。“惟人”即相信和依靠老百姓，换句话说，统治者应当以民心作为制定政策、实施政治的出发点，不要违背人民的意志，“我民罔尤违”，在具体实施政策的过程中，还要从老百姓生活、生产实际出发，要看到老百姓的大艰大难，要“顾畏于民喦”（注：《尚书.召诰》）。

      与“非天命”思想相联系的就是敬德、保民。召公在此把周公思想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召公认为人事之要在于敬德保民，他多次反复强调统治者“不可不敬厥德”，“王其疾敬德”，“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注：《尚书.召诰》）。他指出夏殷两代都是所谓接受天命而立国的，但却“不其延”（不能延长国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夏殷之王“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注：《尚书.召诰》）。召公所说的德，就是“慈保庶民”（注：《国语.周语》）的德政。他特别强调对百姓当以教化为先，勿敢滥用刑罚，“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勿敢以暴虐杀戮的办法来治理国家，“亦敢殄戮用乂民”（注：《尚书.召诰》）。明德与慎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注：《汉书.刑法志》），其实正是召公这个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发端。召公比周公更为进步的是他认为德不仅仅是行仁政，而是要求统治者还应当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这是敬德保民的先决条件。他说：“且所谓德者，又徒非仁民之谓，必自天子自纳于德而使民则之”，因为“其维王位在德元”，百姓“乃惟刑用于天下”（注：《尚书.召诰》）。《释诂》：“刑，法也”，《说文》“用，可施行也”，这就是说王立于德之首，为万众之榜样，百姓乃效法以行于天下。这里召公奭特别强调的是王及各级官吏的率先垂范作用，他认为只有王及各级官吏清廉勤政，“上下勤恤”（注：《尚书.召诰》），给百姓树立良好的政治形象，才能达到“祈天永命”的目的。

      召公从历史的变迁中，看到了神权的不可信赖，主张事在人为、敬德保民，这种朴素的人文意识，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无疑具有开其先河的意义。

      取鉴于亡国的史鉴思想，在周代也是由召公最先提出的。召公在长期辅政的过程中，时刻警惕殷亡历史的重演，形成颇具特色的殷鉴思想。王国维对《尚书.召诰》评价极高，他说：“此篇乃召公之言，而史佚书之以诰天下，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胥在于此”（注：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在《召诰》中，召公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夏、殷两朝治国的得失成败，提出了“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的著名观点。首先在涉及治国的基本政策时，召公十分重视人心的向背。殷末，由于统治者的日益腐败和脱离群众，“厥终，智藏在，夫知保携持其厥妇子，以哀昊天，徂厥亡，出执”。贤能藏匿，小人在朝，百姓陷于水火，携妻抱子，对天哀嚎，共同诅咒纣的灭亡。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不惟如此，他还从殷后期诸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是从”（注：《尚书.无逸》）而导致亡国的教训中，总结出守成当以节俭为先，告诫周王不要玩物丧志。见于《古文尚书》的《旅獒》篇，记载武王灭纣后，旅国进献大犬给武王，召公很担心武王由于胜利而堕落，告诫他：“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劝他“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提醒他“所宝惟贤，则迩人安”（注：《古文尚书.旅獒》）。成王崩后，他与毕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注：《史记.周本纪》）。

     （二）作为一位军事家、外交家，召公奭为稳定周初的政治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安定，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早在文王实施其灭商战略计划时，召公就曾奉命循行南国，布文王之德政。1902年出土于岐山刘家原的太保玉戈记载。关于玉戈的时代及铭文内容，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李学勤《青铜器与周原遗址》、庞怀靖《跋太保玉戈——兼论召公奭有关问题》中均有详记，不再赘述。通过召公的这次南巡江汉，扩大了周在南方诸国的影响，加强了与南方国家的联系，联系武王伐纣，观兵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及牧野之战参加者有分布在今四川、湖北一带的庸、蜀、羌、胡髳、微、卢、彭、濮等国的事实，我们自不能低估召公这次外交活动的成绩。

      武王即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灭商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召公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诗.召旻》追忆说：“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武王伐纣后不久去世，三监发动叛乱，周人用了三年才镇压下去，召公奭亲自参加了这次平叛。著名的梁山七器之一的“太保簋”记载说：“王伐录子，厥反，王降征令于太保，太保克敬亡遣，王辰太保易休余土，用作兹彝对令”，梁山七器为成王时器，周初太保也专指召公，此点前人已经指出（注：见吴大澂《愙斋集古录》1919 年，柯昌济《华阁集古录跋尾》1935年）。“太保簋”记载录子与方一起反叛，周王令太保前往镇压，战事顺利而受到王之褒奖。三监之乱，波及面甚广，录子与方这些北方的侯国也裹胁进去，召公平定了叛乱，“不仅翦除了武庚的一翼，削弱了叛乱者的实力，更重要的是防止了其他国、族和北方诸戎的连锁反应，其意义是很大的”（注：殷玮璋、曹淑芹《周初太保器综合研究》）

      北方平静不久，又发生了东夷之乱，周王又以“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迁其君薄姑”（注：《史记.周本纪》），“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宁东土”（注：《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次东夷之乱，是继三监之乱后，对周朝构成威胁最大的一次，召公和周公一道平定了这次叛乱。

　　综上所述，作为我邵氏的得姓始祖的召公奭不不愧为中华文明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的历史贡献彪炳史册，永垂千古！作为他的后人，是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