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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的兴亡(一):放猪娃38岁正国级,41岁被捕!

发布时间: 2019-07-31 来源: 点击率: :


王洪文,1935年生,吉林省长春市人,被捕前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一个工厂的保卫干事,是怎样被毛泽东看中,从而一步登天的呢?


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考虑由来已久


在防止“和平演变”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一直保持着警惕。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袭击。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泽东关注的焦点。那时毛泽东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揭开了教条主义的盖子;“惧”的是除了担心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思想混乱外,也怕身后有人否定自己。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党关系破裂,进而两国关系恶化,加重了毛泽东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胡乔木曾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毛主席的刺激非常深。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到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如何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和在世时识别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考虑成熟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果。



1959年11月,在杭州的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印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三篇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讲话。杜勒斯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毛泽东认为,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有一定基础。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到了国家变修的可能性,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认为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在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说,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避免修正主义的确实保证。如果放松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在杭州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1964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其中有毛泽东的一段话,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强调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查和甄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这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1964年,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时,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以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祝贺,不逢五不逢十,中国却派出如此高规格的代表团,本意是希望和苏联重新搞好关系。正式会谈前,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顶了回去,并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马上质问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随后在两党代表团会谈时,周恩来又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道歉。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本来毛泽东就得出结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这个偶然性的事件无疑更加重了毛泽东的担心,这不是不可能的呀。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同地方一些省区负责人的谈话中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1965年8月,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1966年6月,毛泽东在同一位外宾谈话中说,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所以他对接班人的问题格外重视。毛泽东自己选过三个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林彪,并白纸黑字写进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叛逃后,毛泽东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岁月不饶人,毛泽东提出,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定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经再三考虑,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毛泽东选定了他的第三个接班人王洪文。


苦孩子,小时是个放猪娃


王洪文家里世代务农,贫农成分,加上他当过兵的经历,无疑是他能够得到组织重用的先决条件。毛泽东曾对张春桥说过:“王洪文当过农民,打过仗,还当过工人,他的经历比你我都强。”于是有着“工、农、兵”经历的王洪文,逐步闯入了人们的视野。


1934年12月,王洪文出生在长春市郊区的开源屯。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东北人中,十个有九个祖籍都是山东,王洪文的祖上也是“闯关东”来到关外的。但是因为年代久远,到了王洪文他爹那辈,自己都说不清楚祖上是从哪里“闯”过来的了。



开源屯这个地方离当时吉林省省会长春很近。东北到处都是黑土地,肥沃富饶,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伪满时期,日本人在这里建造了很多大型工厂,所以,东北的工业基础也相当好。但是在解放前,开源屯的人还是非常穷。这主要是伪满时期帝国主义的高压统治造成的,也和国民党时期层层盘剥有关。


王洪文家里世代务农,在成分上,一直都是贫农,东北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如果没有统治者的层层盘剥,一年种下的粮食也足够家人填饱肚子了。


王洪文的父亲叫王国胜,娶妻杨氏。王杨氏嫁到王家后,先后生了五个孩子:四个儿子,一个女儿,这让家里充满了希望!


王国胜天性开朗、乐观,这和他喜欢看“二人转”有关。那时,东北的“二人转”经常演一些以古代历史故事为背景的戏,其中三国的戏比较多,有演赵云的,也有演关二爷的,反正无一例外,都是夸他们忠肝义胆、文武双全的。


王国胜对这两个人特别崇拜,他自己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民,一辈子只能靠种地为生了,就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希望他们将来能像关二爷那样出人头地。因此,他给四个儿子的名字中分别带了一个“洪”字—大儿子叫王洪文,二儿子叫王洪武,三儿子叫王洪双,四儿子叫王洪全,听上去还挺讲究的。


王洪文出生时,伪满洲国已经建立三年多了。日本人对东北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剥削,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王国胜家里本来就清苦,这下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王洪文后来回忆说,从他出生那天起,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直到四岁时,他还和母亲呆在家里,那时候,孩子到了四岁就要开蒙识字了,但是王洪文家哪来的钱给他上学啊?


五岁时,王洪文开始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就是乡亲家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他们经常一起玩耍,到屯子边上的河里去摸鱼、游水。在冬天严寒的日子里,就不出屋子,就在家里玩。


王洪文到了七岁,同一个屯子的孩子,家境好一点的都去念书了。而王洪文家里还是没有钱让他去念书。不仅不能去念书,王洪文还要承担一些劳动,给家里增加一点收入。七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呢?


王洪文的姨嫁给了一个富裕的人家,正好需要一个小孩子给他家放猪。


当王洪文的母亲主动提出,想让自己的儿子给姨家放猪时,王洪文的姨父考虑,雇谁都是雇,自己亲戚的孩子来放猪更好。再加上王洪文从小就聪明伶俐,见到姨父叫得可亲了,他姨父一高兴,就答应了。


这样,王洪文在七岁时,当上了放猪娃。因为是在姨家放猪,有亲戚关系,他可以在姨家吃饭,算是给家里省了一些口粮。到了秋天,姨家还给他家一点粮食,算是工钱了。虽然没有挨打受骂,但遭白眼却是常有的。他姨的几个孩子因为家境富裕而有点儿瞧不起脏兮兮的王洪文。他们经常趁父母不在欺负他、数落他,但是王洪文并没有向大人告状,而是默默承受下来。


王洪文每天都和这几个孩子一起吃饭,但是人家吃完饭了去上学,而他吃完饭了就要去放猪。看到姨家的孩子能念书,自己却要去放猪,王洪文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有一次,他姨家的儿子在家里读书,王洪文忍不住在边上看了两眼,立即遭到了几个孩子的嘲笑:你一个放猪的,能看懂吗,还是快去放猪吧!这句话,对王洪文的刺激很大。


后来,王洪文当了兵,在解放军这个大学校里,有了学文化的条件。他很用功,在没有什么文化根底的情况下竟也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这和他幼年时就当放猪娃,眼看别的孩子能念书而自己却不能念书的经历有关,更与他受到他姨家儿子出言刺激有关。


十六岁,扛枪上战场


1948年,人民解放军解放长春。王洪文家的屯子里也来了解放军。解放军来了以后,把田都分给了农民,苦了几辈子的屯里人终于有了好日子过,所以周围的乡亲们都说解放军好,王洪文的父母也非常拥戴解放军。解放军在老百姓的心中就是天,毛主席就是天上的太阳。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偶像,大家一致的偶像就是解放军战士,男孩要是当了兵,全家都光荣。女孩要是嫁给了解放军,那也是“支援革命”。这就促使王洪文产生了参加人民解放军的想法,回去和父母一商量,他的父母也支持。


当时,王洪文才十四岁,不够征兵条件。王洪文的父亲见儿子当不成解放军,就想自己去参加解放军,但遗憾的是,他体检不合格。这样,父子俩都没当成解放军。但是当解放军的想法却牢牢地在王家父子的心里扎了根。



十四岁的王洪文没能当上解放军,只好在家继续务农。父亲身体不好,王洪文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承担起了家里大小事务,加上屯子里互助组的帮助,田里的农活也没耽误,到秋天收成也很好,一家人在解放的头一年就吃饱穿暖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很快在全国各地传开了。中央军委除了调集一些兵力陆续入朝外,还决定在东北就地征兵,经过一定的军事训练后,作为志愿军的后续部队,入朝作战。


1951年年初,东北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征兵宣传工作,大家都抢着当兵。王洪文听说不远的长春市正在征兵,也没有和父母商量,就坐着马车,跑去报了名。报名后回到家里,才和父母说起这件事。王国胜听后,心里又高兴又担心。他高兴的是,王家终于出了个解放军。担忧的是,王洪文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一走,家里的活就没有人干了,一家的生活会很困难。而王洪文才十六岁,在枪林弹雨的朝鲜战场上,十分危险,很可能一去就回不来了。


但是最后王国胜还是支持王洪文去当兵。屯子里的互助组也决定开展拥军拥属活动,帮助王家干地里的活儿,王洪文也就放心去当兵了。


王洪文要走了,他的父母流着泪送到屯子边上,他的弟弟妹妹们都拉着他的手不放,王洪文心里也很难过,但他却没有流泪。


到了朝鲜战争后,王洪文当了一名通信兵。通信兵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经常要冒着枪林弹雨跑到阵地上去传达上级的命令和指示。但是王洪文人很机灵,每次都能完成任务,而且在这过程中也没有负过伤,算是比较幸运的了。


后来,朝鲜战局渐渐稳定,志愿军为了丰富志愿军的业余生活,决定组织乐队。按照部队首长的决定,王洪文去了乐队,学习吹号。此后王洪文便经常随乐队到前线演出,和前方战士一起搞联欢活动。


在这些方面,王洪文表现得很积极,工作也很努力。王洪文很爱学习,不懂的,就向文化水平高的人请教。这样,几年下来,王洪文倒也积累了许多文化、历史知识。


后来,组织上见王洪文表现很好,就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提拔他当上了军官。


只身闯上海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志愿军部队分批撤回到祖国。王洪文的家人一直等不到王洪文的消息,开始着急了起来。后来,王洪文给家里来了信,说他的部队是最后一批撤出朝鲜的,这下家人才安了心。



1956年,王洪文随部队回到了东北老家。


“爸!妈!儿子回来了!”王洪文还没进家门,就扯着脖子喊。


来到里屋,发现母亲正坐在炕上掉眼泪,弟弟妹妹们都在,也都表现凝重,见到他回来,完全没有喜色。


“你们都怎么了?爸呢?”


“哥,爸爸三年前就去世了。”王洪武率先开了口。


“什么?”王洪文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是晴天霹雳:“怎么没人告诉我呢?你们怎么都瞒着我呢?”


说着,王洪文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原来,长期身患重病的父亲,早在在他入朝作战的第三年就去世了。考虑到王洪文在战场上,不能分心,家里的人就没有把这个噩耗告诉王洪文。王洪文跑到了父亲的坟前,大哭了一场。乡亲们都知道他从朝鲜战场上回来了,还当了官,大人小孩都挤在王家窄窄的门口来看他。


在家里呆了一些时日,按部队规定的时间,王洪文又返回部队,等待分配。当时,国家建设正需要大批人员。王洪文回到部队不久,就得到通知,让他去南京集训。


1956年9月,王洪文穿着部队发给他的军装,带着部队发的行李和日用品,到南京参加集训。短期的集训结束后,王洪文被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十七厂在当时是一个大工厂,员工有几千人。没几天,厂里组织部门找他谈话,告诉他,组织上分配他到第二纺织厂做保全员。听到这个话,王洪文一愣。他没有想到会这样分配。按他的想法,自己当过军官,又是党员,怎么也得安排个干部当当吧?怎么只让他当个保全员?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建设热潮前夕,工厂正缺少技术人员。组织上让他去当保全员,是想在这方面培养他。但是王洪文的心里却很不舒服。但组织上已经决定了,他也只能服从。第二天就到厂里去报到了。


当上了保全员的王洪文不懂技术,怎么办?学呗!他开始读纺织机械保全技术方面的书籍,不懂的,就请教老技术员和老工人。带他的是一个技术非常好的老师傅,这位老师傅也很热心教王洪文。王洪文年轻,脑子也聪明,加上在实际工作中认真实践,很快就掌握了保全员需要的技能。


王洪文靠着自己的拼劲,得到了厂里的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不久,在车间党支部改选时,二十几岁的他被选为党支部委员。


不久,王洪文就和厂托儿所的一位保育员催根弟结了婚。婚后他们有了一女二子,女儿叫亚萍,儿子叫亚军、亚民。


后来,王洪文被派去崇明岛开垦劳动。开垦的生活很艰苦,但是王洪文却干得格外卖力。四年之后,围垦劳动结束,围垦大军要撤回上海。但新建起的崇明农场,要留下一些人在这里当干部。组织上考虑到了王洪文,但王洪文不同意,坚持回上海。按照自愿原则,组织上没有强留王洪文。于是,王洪文在1964年离开崇明岛回到国棉十七厂。组织上给王洪文安排了新工作,让他到厂保卫科当干事,从此,他由一名普通工人成了一名国家干部。


从党的九大开始,王洪文发迹


说实话,身在上海的王洪文再有名,身居北京的毛泽东也不可能认识,但老天却给了王洪文一个机会。1967年7月“七二○”事件后,经周恩来安排,毛泽东从武汉来到上海,住到西郊顾家花园414号招待所,当时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调动了30多万工人,提着长矛短棍,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砸掉了反对市革委会和“工总司”的造反组织。毛泽东深夜坐装甲保险车到外滩巡视,看见一群手持长矛、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在上海市革委会门前站岗,觉得上海的形势与武汉大不一样,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非常高兴。他对张春桥说,要重建上海民兵,指示武装十万工人。张春桥问,要不要发枪?毛泽东说,每人发一条棍子。因为看到毛泽东格外垂青工人造反派,张春桥让电视台多安排一些这类节目,毛泽东正好看到王洪文在批斗会上的总结发言。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要依靠上海的工人阶级,所以就把王洪文和“工总司”当成自己的筹码,将王洪文介绍给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红色履历”后,毛泽东非常感兴趣。



1968年国庆节,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的代表到北京观礼,王洪文作为上海代表团的领队住进中南海。深夜,周恩来看望了他们。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在那么多代表中,毛泽东单独接见了他。在检阅游行队伍时,张春桥引领王洪文走进天安门城楼的贵宾室,看到毛泽东坐在中央的沙发上,张春桥主动避开了。王洪文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把王洪文介绍给身边的林彪。


按照习惯,毛泽东首先问王洪文是哪里人。王洪文说,吉林省长春市郊人,1935年生。毛泽东屈指一算,正是伪“满洲国”时,长春改名“新京”,成为伪“满洲国”的首都。毛泽东问,家里是干什么的?贫农家庭,父亲早死,自己没有读完小学,就给人放牛放猪,也种一点田。16岁时报名参军,又跟部队参加抗美援朝。什么部队?二十七军。哦,军长是尤太忠,尤大麻子。我是军部的警卫员和通信员,当了六年半兵,在部队入了党,1956年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1964年调到保卫科当干事,“文化大革命”跟着毛主席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毛泽东打断,你现在是在工厂还是在“工总司”?王洪文说,在上海市革委会,也兼着“工总司”的工作,每个星期还要到厂里劳动。毛泽东满意地说,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这次谈话,王洪文给毛泽东的印象很好,后来毛泽东一再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


很多人都以为王洪文是在十大才发迹,其实在党的九大上,王洪文就“出人头地”了。国庆观礼结束后,代表团回到上海,王洪文却被留在了北京,指定列席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当众表扬了他。在10月13日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了局势。10月31日闭幕式上,毛泽东在全体会上说,给大家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王洪文站起来。毛泽东说,他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毛泽东说,前年“安亭事件”就是他搞的。这次会议,有年轻的同志参加,很好,但是太少了。回到上海后,王洪文向徐景贤等人讲了毛泽东接见他的过程,并把与毛泽东的合影送到上海展览馆展览。


看到毛泽东对王洪文如此重视,张春桥马上调整上海市革委会的座次,王洪文成了“王老三”,排在张、姚之后。接下来筹备九大,王洪文担任上海筹备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并作为上海代表团的负责人出席党的九大。王洪文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还多次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1969年4月13日下午,在各大区组长会议上,毛泽东三次提到王洪文,并与他对话。4月14日,王洪文作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发言。虽然大庆“铁人”王进喜也是九大主席团的成员,但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眼中已经“过时”了,张、姚主张另选“路线觉悟”高的造反派代表工人发言。由于王洪文在上海的夺权斗争中立过大功,理所当然成了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表。4月13日下午,毛泽东才最后敲定发言人名单。明天就要讲,王洪文急死了。他知道这是自己在毛泽东面前表现的最好机会。王洪文让徐景贤赶快给他写发言稿,并让张、姚帮助审改。还向徐景贤借了15元钱,到大会小卖部买了一条黑色的确良长裤,配上新上衣,把自己打扮得更像个工人。


4月1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王洪文走上讲台,代表广大工人阶级,热烈拥护毛泽东在九大的重要讲话,拥护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和新的党章。在第二天的大会公报上,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排在一起,他的发言照片也被放在报纸的显著位置。


因大批老干部被打倒,九大279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只有53人是八大的委员。4月23日下午,毛泽东接见部分代表时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应该是一个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今后我们提拔干部,要在工厂、农村中选拔积极分子。王洪文就这样被选进了九大的中央委员会。因为张、姚进了中央政治局,他们指定上海的工作由王洪文和徐景贤主持。


庐山会议上,王洪文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由于他和徐景贤及时向江青、张春桥提供了华北组六号简报,立了大功。所以江青在庐山别墅接见了王洪文,说知道吧,(毛泽东)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王洪文当然不傻,听懂了话外之音,高高兴兴地下了庐山。一向不读书的王洪文雄心壮志,表示要认真读几本马列的书。他每天上午到徐景贤家读书,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以后又组织市委常委共同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埋头苦读了一些天,徐景贤建议,向毛泽东写个书面报告,汇报学习马列著作的收获,表态坚决揭露陈伯达一类的政治骗子,与林彪的“天才论”划清界限。这份报告被冠以“红头文件”,由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国省军级干部。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王洪文进一步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他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指示,负责上海地区的林彪专案工作。重要的材料由他派人直接送给周恩来转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已经决定从下面选一个接班人,王洪文应该是第一人选。但毛泽东只见过王洪文几面,这个年轻人能不能胜任?毛泽东决定先把王洪文调到身边。


王洪文没想到能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2年9月,张春桥打电话通知王洪文移交工作,调他到北京学习一段,带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带一名秘书。王洪文感到很突然,又不敢多问。放下电话,他找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商量。徐景贤说,这次中央决定调老王去学习,肯定是毛主席的决策。因为毛主席在九大就说过,要从工农积极分子中提拔干部。王秀珍说,哈,老王要进中央政治局了。王洪文赶紧制止,嘘,不要乱说。马天水点点头说,林彪集团垮台后,中央的人越来越少了,洪文同志去了以后,很有可能回不来了……9月7日上午,王洪文坐飞机到北京,从此青云直上。不过这时包括王洪文自己,谁也没想到,他会越过张、姚,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周恩来安排王洪文住进钓鱼台九号楼,和张、姚住在一起。王洪文搞不清中央调他的意图,但重用他是肯定的了。毛泽东多次找王洪文谈话,详细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取他的看法。毛泽东也对他开导和帮助,并特意关照周恩来“传帮带”。中央政治局的小型会议,中央处理七机部问题的会议,解决河南两派的会议,甚至包括绝密的讨论……总之,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都通知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



王洪文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中央工作。中央办公厅给王洪文送来完整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开始,王洪文小心谨慎,认真学习。还把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主力肖木调来当他的学习辅导员,帮他制定了学习计划,每天读两个小时的书。工作再忙也雷打不动。看毛泽东在学习英语,王洪文也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找了一个姓黄的教员,教他英语。


1972年11月,张春桥到上海,对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说,洪文在北京,比我和文元都忙,我们只参加政治局的活动和中央的会议,他呢,总理开的会,他都要参加,国务院那一坨,中央军委那一坨,甚至连国家计委的会议,都请他去参加。而且他的文件也比我们多,总理指示,各个口都要向他送文件,他看都看不过来……看样子,洪文回不来了。张春桥宣布,经与姚文元和王洪文商量,上海的日常工作由马天水主持。


实际上,王洪文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整天学习开会,对一向坐不住的他来说,实在苦不堪言,而且老婆孩子也不在北京,王洪文打电话向马天水诉苦,寂寞透了。但王洪文知道,现在是关键时刻,自己一言一行都要经得起毛泽东的考查。毛泽东有时也派王洪文到矛盾比较尖锐的新疆、浙江等地,王洪文喜欢外出,中央特派员嘛,地方隆重接待。而且处理两派冲突和武斗,他轻车熟路。他在上海时,经常到现场处理和调解两派的矛盾,积累了一些经验。把两派找来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和希望,要求两派多作自我批评。因为“一碗水端平”,他处理过的地区,形势都有所好转。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好感逐日增加。这时,毛泽东已经在考虑把王洪文放在张春桥之上了。他当面对张春桥说,王洪文当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当然,毛泽东也比较看重张春桥,但张春桥是个文人,积怨甚多,很难得到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支持。


1973年5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十大准备工作。周恩来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列席政治局会议。还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并提出新的党章草案。


8月20日,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开会,毛泽东让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要重视提拔新生力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任副主任。周恩来宣布完,立即从主持人的位置下来,让王洪文接下去主持。


毛泽东选中王洪文,高层阻力很大。十大召开前,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党中央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周恩来重申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评价,工农兵干部……比较全面,还主持过上海市革委会的工作,调到中央以后表现也是好的,所以要提拔这样的年轻干部……但周恩来说完,政治局委员谁都不吭声,张、姚不好抢先表态,坐在一边的王洪文十分尴尬。毕竟王洪文和刘少奇、林彪不同,没有资历。片刻,许世友忍不住了,小声说王洪文太年轻了。最后,叶剑英表态,重视提拔年轻干部,是主席的一贯思想,早在60年代,主席就多次说过,群英会中诸葛亮只有27岁,孙策小霸王17岁,周瑜当大都督时也只有30岁……我们这些人当军长师长时,有的还不到20岁。现在王洪文同志已经38岁了,我拥护主席的提名,赞成王洪文同志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总理之后。一席话扭转局势,王洪文勉强跃升到党内第三位。事后,王洪文对徐景贤说,他当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1973年8月24日,十大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开幕式结束,毛泽东宣布散会。8月28日开闭幕式时,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缺席。代表们看毛泽东没有来,正胡思乱想,周恩来宣布,今天大会,毛主席请假,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


周恩来宣布投票开始,王洪文穿上新军装,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大步走到毛泽东的座位前,拿起毛泽东的选票。九大时,毛泽东提议,谁赞成选票上的名单就不必画圈,反对某人时在姓名前打个叉。王洪文投下毛泽东的选票时,全场热烈鼓掌。这样,王洪文名正言顺地坐到了党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


“公子哥”王洪文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十大前,王洪文到上海调研,对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说,毛主席让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古文他读不懂,要朱永嘉给他讲讲。朱永嘉是复旦大学教师,对古代史,尤其是明史非常熟,批判《海瑞罢官》前调到市委写作组。朱永嘉读完《刘盆子传》后,与徐景贤商量怎么讲。徐景贤出主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翻译古文,用白话文详细讲解一遍,其他什么话也不说。王洪文的政治嗅觉很灵,也很有心机,听完不动声色,只是随便问了问写作组的工作,别的话一句也没说。


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大有用意。西汉末年,放牛娃出身的刘盆子,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15岁时摸彩摸到皇帝的宝座。当了皇帝,仍与一班放牛娃玩在一起。王洪文的经历与刘盆子相似,显然,毛泽东借刘盆子提醒王洪文,按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是没有资格当皇帝的,只是侥幸依仗了刘氏宗室。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学习,结果也会像刘盆子一样,最后狼狈地卷起铺盖走人。



王洪文当上接班人,待遇马上“鸟枪”换“炮”。钓鱼台16号楼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全面修缮后,让给王洪文一个人住,在八大处还给他新建了一座高级别墅。还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工作和服务班子,先后配备四名秘书,还有专门的保健医生和护士。八三四一部队派出警卫人员,一级保卫,外出时中央警卫局还要派一名科长跟随。王洪文在上海陪某国元首打羽毛球上了瘾,北京也专门设置了一个羽毛球馆。王洪文羽毛球瘾上来,连续打几个小时,仍精神十足。


王洪文本来就是个“酒桶”,有酒必喝,酒量不算太大但贪杯。现在有了条件,更发展到顿顿少不了酒。酒足饭饱后就开始玩,打扑克、打麻将、打球、打猎、钓鱼、看电影,经常忙得连轴转。钓鱼到中南海、养蜂夹道,甚至到叶剑英住处。打猎到军用机场,拿着上海方面送的新式猎枪,用吉普车的灯光照着,秋天打野鸡,冬夜打野兔。不愧当过兵,王洪文的枪法很准,一枪一个,可以连续打几个小时。


从1973年9月12日,一直到1974年5月底,毛泽东16次会见重要外宾,都由周恩来和王洪文陪同。王洪文和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后,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当面批评他们,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0月,“四人帮”决定派王洪文飞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洪文,再次说,你们不要搞上海帮。自此以后,毛泽东明显冷淡了王洪文。周恩来病重后,毛泽东逐步把权力转移到邓小平身上。1975年1月8日,在十届二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增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讨论国务院人选时,确定邓小平仅次于周恩来,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虽说由王洪文主持工作,但只是抓中央读书班,实权全在邓小平手里。1975年8月,王洪文被毛泽东派到上海“蹲点”。他在上海“窝”了几个月,国庆节也“懒”得回北京。


在“四人帮”中,王洪文实际上是傀儡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起来,全国沉浸在狂喜中。


1980年12月19日,公诉人敬毓嵩对被告人王洪文所犯的罪行发言。认定王洪文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多年来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紧密勾结,狼狈为奸,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在长达十年的持续犯罪中,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难以估量,被告人王洪文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公诉人敬毓嵩说,最后,我想讲一点适用法律的问题。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93条、98条、137条和138条,犯有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策动武装叛乱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诬告陷害罪和打砸抢罪。被告人王洪文的罪行严重,民愤很大。同时,被告人在预审中和法庭上有一定的认罪和悔改表现,表示愿意承担罪责,这也是应当注意到的。请法庭根据被告人的罪行和认罪态度,依法予以应得的惩处。



虽然王洪文的职务在“四人帮”中最高,但实际上,他要绝对服从江青、张春桥。因为是张春桥让王洪文当了造反派的第一把手,又是张春桥把王洪文推到了上海市的领导位置上,进中央还离不开张春桥。王洪文当然不能数典忘祖,只能感恩戴德,俯首帖耳。这样也使王洪文因“福”得“祸”,他的主要罪行是1966年12月、1967年8月参与制造武斗,1976年伙同张、江、姚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策动上海武装叛乱。庭审中,王洪文没有请律师为其辩护。


终审判决,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王洪文在北京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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