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谁人曾想，他却走上错了道儿，一生口诛笔伐，害人甚多。
批胡风崭露头角
胡风在解放前就是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其著作和思想影响了当时一大批青年人。姚文元也是胡风的崇拜者。他写了一本《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书，热情歌颂胡风是“最优秀的理论家”。但这本书还没出版时，1954年下半年，中国文坛就掀起了批判胡风的浪潮。姚文元吃惊不小，继而又暗自庆幸：多亏书稿还没有送出版社。为了紧跟形势，标榜自己，他马上“反戈一击”，在北京《文艺报》1955年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分清是非，划清界线》一文。在文中，姚文元恶毒攻击胡风理论“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胡风先生已经站到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已经站到污蔑党的立场上去了……”之后，他又在上海的《文艺月报》上发表了题为《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
姚文元的“左”派言论，引起了当时身为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春桥的注意。张春桥暗忖：要把胡风彻底批烂批臭，不正需要姚文元这样的“棍子”吗？于是张春桥指导姚文元在《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批胡风的文章。同时，还亲自审定、推荐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时间，姚文元名声大振，成了反胡风的“英雄”。
就这样，姚文元由于批胡风而靠上了张春桥这棵歪脖子树；张春桥也利用姚文元这根带刺的“棍子”达到打击他人的目的。他们狼狈为奸，成了一丘之貉。
靠《录以备考》成为“新星”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阶级斗争之风，总是一阵接一阵地刮个不停。1955年“反胡风”的斗争刚过，1957年又掀起了“反右派”斗争。这种政治气候，正符合姚文元的口味，也使他的“打棍子”特长有了用武之地。
在姚文元成为“新星”前有一个插曲。那是1957年2月6日，他在《文汇报》上又发表了攻击姚雪垠的文章《教条和原则———和姚雪垠先生讨论》。在文中，姚文元用词激烈，极尽攻击之能事，可谓是“锋芒毕露”。如果说，仅仅凭一篇稍有良知的人都鄙视的批判文章，姚文元是“红”不起来的。但是，连姚文元自己也没想到，这篇文章会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喜欢看上海的《文汇报》，那天正好看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联想到不久前看过姚雪垠1956年秋在太湖养病时写的散文《惠泉吃茶记》（毛泽东当时认为姚雪垠有点“知识分子的清高”，好像“别人独醉他独醒”似的），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很有针对性，便向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打听姚文元是何许人氏。
957年2月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及文艺界的问题时，提到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毛泽东的讲话很快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一时姚文元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成了上海文艺理论界的一颗“新星”。当时，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按理说，姚文元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但因为有了毛泽东的赞扬，中共上海市委另眼相看———姚文元被选为代表赴京参加会议。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上海代表团的讲话中，又一次提到姚文元。毛泽东说：“不要怕片面性……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但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
以前的姚文元尽管是“棍棒”英雄，但在上海的政界和文艺界的名流中，仍然是无名鼠辈。然而，在短短的一个来月时间里，毛泽东两次表扬了他，使人们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由于有了“经验”，由于有了“资本”，姚文元更是使出浑身解数，观察风吹草动，捕捉政治灵感。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震动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全国反右派斗争的大帷幕。姚文元凭着灵敏的政治嗅觉，认为大显身手的机会又到了。6月1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播出了姚文元的一篇“大作”，令全国震动，令上海震惊。
原来，5月25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并讲了话，新华社为此发了一条很短的电讯。《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和《文汇报》都刊登了这一电讯。但在编排的技巧上各不相同，使用铅字和标题的大小也各不相同。本来，这样的编排在正常人眼里是正常的，不会去多想什么，而在不正常人的眼里就是不正常的，就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姚文元对照这三张报纸，写出了《录以备考———读报偶感》的千字文章，刊登在《文汇报》上。也许是合该姚文元走运，他的这篇文章又被毛泽东看到了，颇为赞赏，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加编者按予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摘要播发。如此一来，全国各地报纸也相继转载了这篇文章。
于是，姚文元作为一颗文坛“新星”，在全国名噪一时。从此，他官运亨通，一跃成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靠批《海瑞罢官》步入政界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政治上的得势，使姚文元的灵魂和人性都扭曲了。他想，自己是靠“棍棒”起家的，那么，就应该把“棒威”发扬光大。于是，他抡起棍棒，不管三七二十一，见谁都打，而且是越打越起劲：他打当代名流，如流沙河、徐懋功等；他打文坛老将，如冯雪峰、艾青、巴金、丁玲等。打完了今人，他还不过瘾，还不解恨，还要向长眠于地下的古人打去。海瑞，就是他棒打的重点对象。
1965年11月10日，他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长篇文章。
《海瑞罢官》是时为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教授所作。其写作的动机是缘于毛泽东1959年4月4日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谈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时，说起海瑞的故事。毛泽东的目的是希望各级干部在整顿工作中，要学习海瑞忠诚而又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吴晗根据胡乔木的意见，在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的恳求下，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创作出《海瑞罢官》的京剧剧本。此剧本发表和演出后，受到广泛好评。毛泽东当时亦称赞过。但江青等人出于其政治目的，硬说《海瑞罢官》是一台“骂皇帝”、借古讽今、为彭德怀翻案、攻击人民公社的戏，是大毒草。为了借此搞垮北京市委（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是彭真），攻击那些对党忠诚，但对江青等人的行为不满的党的领导人，江青通过张春桥找到姚文元，要他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原本是“整人专家”，又见是江青所求，倍感“鼓舞”。他决心攀附江青这棵大树，因而闭门数月，绞尽脑汁，调动他父亲和所有的关系，查找明史中有关海瑞的资料，然后无限上纲，牵强附会，极尽诬陷之能事，终于完成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文在《文汇报》刊出后，凡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指责姚文元的文章是狗屁不通，都为吴晗而鸣不平，这天的《文汇报》所到之处，唾骂之声不绝于耳。但江青、张春桥之流他们高兴。他们从中看清了哪些人是和他们不一条心的。这些人日后便成了“四人帮”批斗攻击的对象。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全国因此而受株连的人何止成千上万，被迫害至死的又何止成百上千。而姚文元却因此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的编委，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而后由江青提名，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江青、张春桥是副组长。姚文元入伙后，便和江青、张春桥结成了“三人帮”，至于王洪文后来加盟而成为“四人帮”，那是一年后的事。
姚文元成为“京官”后，继续发挥他“秃笔”的特长，深得林彪、江青的赏识。林彪在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及了姚文元的“历史性功绩”。他说：“对《海瑞罢官》等大工业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江青也在多种场合称赞姚文元是无产阶级的“金棍子”。由于有林彪、江青做靠山，姚文元在仕途上平步青云。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1970年8月，又取代陈伯达晋升为全国舆论总管。
可惜，事事皆难料，善恶终有时。
历史是无情的，又是公正的。姚文元，这个从墨水瓶里爬出来的“大人物”，以“秃笔”作为撑高工具的“英雄”，靠见风使舵、投机钻营而跃上人生巅峰的跳梁小丑，最终遭到了历史的唾弃。1976年10月，他被逮捕而成为阶下囚；1981年1月被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
被捕时的情景
姚文元是在被通知到怀仁堂开会时被捕的。那是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钟的时候，机要秘书郭木文将一份紧急通知送到了他的办公桌上。
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10月6日晚8时在怀仁堂二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中共中央办公厅
汪东兴(签字)
1976年10月6日
姚文元此时既表示怀疑，可又不愿放弃有可能升为“常委”的机会，为了稳妥，便决定找一下张春桥，再将情况弄清楚。他来到了张春桥住地，知道张春桥同样也接到了一份会议通知。姚文元怀疑这次会议是一场“鸿门宴”。他刚谈出自己的想法，一向被尊敬为军师的张春桥却笑他太多虑了，并当场指点他说：“你为何不能参加呢，现在你不是常委，可十年前你是什么，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现在已经在政治局干了这么多年，事物从来都是发展的嘛！”
接着，张春桥又举起几根手指说：“这4个行吗？怎么也得是个单数。”姚文元了解到，这次会议没有通知江青参加，这使他放了心。
姚文元就在这种复杂而多虑的情况下，于7点40分从家里驱车前往怀仁堂开会。姚文元是继张春桥、王洪文之后最后一个来开会的。他被人领到东廊的休息室。这时，中共中央警卫局政委武健华走进来，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
当听到宣读后他并没有像王洪文一样穷凶极恶地向对方扑去，而是表现得很平静，没有反抗，也没有争辩，只说了一声“走吧”。早已做好准备的行动人员，此时竟没有了“用武之地”，就领着姚文元出了大门。
无法辩掉的罪责
可以说，在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受审的十名主犯中，没有哪一个有姚文元如此的“辩护本领”，也没有哪一个敢在法庭上，公开将自己罪责说成只是“工作责任”。对于这一点，林彪那伙耍枪杆子的不必说，就连姚文元之前耍惯了笔杆子的陈伯达，此刻也望尘莫及。
在法庭上公诉人指出：“……姚文元同张春桥、王洪文诬陷、迫害陈丕显、曹获秋等，是为了巩固他们在上海篡夺的权力，把上海变成他们反革命活动的基地，决不是什么工作责任，而是他们蓄意犯罪。”
公诉人发言后，审判员问辩护律师对被告人还有什么要发问的。
姚文元的辩护人名叫韩学章，是一位深通法律的女律师。
韩学章问姚文元：“你诬陷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同志是叛徒，你跟张春桥是怎么商量的？是怎么定下来的？”
姚文元是一个“聪明人”，他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辩护人提出的问题答道：“关于曹荻秋的问题，我没有跟张春桥专门讲过……在叛徒问题上没有进行过什么指使人策划或者专门要他们定为叛徒……我画过圈，我没有蓄意要一定迫害他，但是定为叛徒是错误的，我这一点要负责任。”
擅于玩弄文字游戏的姚文元在这里用了几个很特别的程度副词。在谈到与张春桥共同密谋迫害曹荻秋时，他用了“我没有跟张春桥专门讲过”，这里的“专门”二字很值得研究。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就是他没有否认自己参与迫害曹荻秋这个事实，曾讲过这个问题，但不是专门讲的，就不存在蓄意迫害，一般的工作上讲一讲，你如何定罪？
另一点就是他说自己“没有蓄意一定要迫害他”，这里的“一定”也用得很有分寸。因为迫害已是事实，但也只是“画过圈”，属于一般的工作问题，并不是自己“一定”要这么做，罪行自然不同了。
还有在最后，他也只承认“这一点要负责任”。原上海市委在张春桥的控制下，马天水等人把持原上海市委常委通过的诬陷曹荻秋同志的所谓“审查报告”……上报中央之前，先直送北京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经他们“审查”圈阅，并根据他们所定调子修改后，才能正式上报党中央。
由此不难看出，姚文元无论如何狡猾地为自己辩护，他在迫害陈丕显、曹荻秋，参与篡夺上海市委大权的反革命行动的罪行是无论如何都赖不掉的。
在狱中家事突发
姚文元被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在入狱后，他不像江青一样大吵大闹，也不像张春桥一言不发，他总是装出一副老实改造的样子，每天读报、看书、写检查、谈自己的认识，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划清界线。
除此之外，为了表现积极，他还根据报上得到的消息，不断向监狱方面提出各种有关国家大事的建议，并要他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这其中最可笑的是，当他看到报上登的全国人民生活富足了，家家丰衣足食，很多人家过年时都是大米白面猛吃时，就向监狱方面提出，这样可不行啊，这样搞几年就会没有粮食吃了，得有个计划，发个票进行限制。请你们赶快代表我向中央政治局同志们转告一下，提醒他们，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对粮食要有计划，不能这样敞开肚皮来吃啊！
在服刑的时间里，姚文元还遇到了烦心事，那就是家里的财产纠纷。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病逝，留下了一笔遗产，1986年，姚文元母亲周文修为继承姚蓬子的遗产扯起了风波，家里为此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要姚文元这个亲儿子表态。
事情终于通知了正在服刑的姚文元，此时的姚文元需要的是自由，对于财物之事早已看穿，于是他写信给妻子，动员她在这个事情上对母亲让步。
由于姚文元表现了灵活的态度。这件闹到了监狱的家事，最后终于平息。
1996年1月，姚文元刑满出狱。他站在那间他蹲了十多年的牢房里，看了看四周，对着屋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脱下身上的囚衣，换上了家里人早已送来的一套新中山装。
狱警打开了那扇沉重的大铁门。姚文元对狱警说：“这么多年，真麻烦你们了。”狱警严肃地说：“不要客气，回去后好好想一想，以后可不能做那些坏事了。”姚文元点点头连说：“说得对，说得对！”他提着自己在监狱里的东西，跟着狱警到了监狱的办公室，办理完了一切出狱手续，看着外面灿烂的阳光，高兴地向大门外走去。此时，家里的人早已在大门外面接他来了。
姚文元在亲人们的陪同下，提着东西来到北京火车站，购买回上海的火车票。这位昔日出门时都是前呼后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在排队的人群中，将头上帽子压得低低的，生怕有人认出自己。当火车在上海火车站停靠，姚文元下车看到自己的妻子金英时，
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不觉长叹一声：“唉，这真是十年一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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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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