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制，是西周对历史的开创性贡献。陪都制的发明者，
不是别人，正是伐纣兴周的周武王姬发。
刚刚建立不久的西周，面临东西分裂的危险。周公旦奉成王命营建洛邑（今洛阳），称为成周，意即“周道始成而王所都也”。它与镐京（今西安西）并立，两都始成。东西并存，互想协调，各有侧重，整个王朝的统治大大加强了。
一都，犹如心脏，伤则毙命；两都犹如肺叶，呼吸对应，始终保有活力和抵抗力。若伤一，则另一可代之，续延国诈。两都制，则是和谐、稳定的保证。
自西周至隋唐两千多年，以长安和洛阳为首都的政治格局始终未变。隋唐以后，中国的首都虽然东迁、南迁、北迁，但以两京制为核心的陪都制始终是国家统治的根本所在。
今天，依然困扰我们的东西部发展平衡和稳定问题，周武王在三千多年前就已遇到并找到了极好的解决答案。
《史记周本纪》载，武王灭商后，返回镐京（今西安西）。却丝毫没有陶醉于胜利的喜悦，反而忧心如焚，寝食不安。为何？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今陕西彬县东）之阜，以望商邑。原来，他重回周的勃兴之地豳怀古，叹先辈创业之艰，不能不忧患远在东方的商邑（即商朝的旧地）。那里刚刚被征服，尚有不少“殷顽”伺机而动，很不安定。尤其让武王不放心的是“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虽有弟管叔鲜、蔡叔度监视，但如此广大的殷旧地不稳定，是他最大的一块心病。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食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誉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让武王睡不着觉的，已不再是殷商的暴政，因为天亡纣王，周兴商灭正是天意的显明。现在，最让武王忧患的是，“未定天保”！何为“天保”？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原来，武王心中的“天保” 是“定我西土”和“营周居于洛邑”。“西土”早定，它是周的根本所在，有镐京镇定，自不必虑。只是东方的伊水洛水一带是“有夏之居”，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那里统治不稳，“居易毋固”，怎能不忧心呢！但只要在此新建一座都城，就可以弥补镐京偏西，鞭长莫及的不足。
武王的忧患，正是西周初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和谐的最大的社会问题。周原来只不过是殷商西部边陲名不见经传的蕞尔小邦，“公刘虽戎狄之间”，其后代“国于豳”，“止于岐下”（今陕西岐山），只是到了文王、武王之世，“盖王瑞自太王兴”。借天时地利，遂以周代商，完成大业。但要统治殷商旧地及东至于海这样广大的地区，原有的灭商以前的政治经济重心就发生了倾斜和偏移。镐京居关中中心，统治“西土”自不成问题，但要统治“东土”/以东至于海的广大地区就难以“受命”了。尤其是“自洛汭延于伊汭”一带，乃“天下之中”，是无可替代的“居中以制四方”的地方，惟有建新都，才能充分利用那里优越的自然条件，加强统治。只有实行两都制，在镐京以外，选伊水洛水之间，建一新制，才能实现东西协调、平衡、和谐，避免东西失衡，甚至分裂。
武王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他对“未定天保”的忧虑，在他死后不久就变成了可怕的现实。当时，武王子诵立为成王，但成王年少，就由周公旦“攝行政当国”。因此，而引起了周室内部早就觊觎王权者的攻击。“管权、蔡权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武王寝食不安的“未定天保”的忧患真的出现了。
怎么办？刚刚建立不久的西周，面临东西分裂的危局。这场殷商旧地上发生的叛乱，虽然是内外勾结，蓄谋已久的，但它本身说明“未定天保”是造成叛乱的直接原因。于是，就在周公旦奉成王命坚决果断地平息叛乱后，“营周居于洛邑”，完成武王遗命不得不提到首要位置上加紧进行。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
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这样，一个方圆达七十里的命名为周的新都就建成了，惯称为成周，意即“周道始成而王所都也。”它与镐京并立，镐京因之称为宗周，意即宗依根本，周之二都始成。
成周洛阳的首要功能就是统治东方。正如《尚书.康诰》所说的那样：惟三日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沦。建成周洛邑，为的就是要有一个“四方民大和会”之所，为的就是“乃洪大大诰沦”，加强统治。及建成“居九鼎”，把象征最高王权的九鼎正式安置在成周，就是对其新都地位的确认。从那以后至今，问鼎，定鼎，就成了国家权力的代名词。而无论问鼎中原，还是定鼎中原，指的都是占据洛阳。由此可见，其地位的重要！当然，也证明了武王“定天保”“营周居于洛邑”的英明和富于远见卓识。这样，一国两都的政治格局就形成了。两都东西并存，互相协调，各有侧重，整个王朝的统治就大大加强了。宗周镐京“王畿千里”，自然是当之无愧的政治中心。作为正式首都，它既有统辖四方，又有守护“西土”的功能；成周洛邑，既是周王朝在东方的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不只各诸侯国的贡赋皆汇聚于此而且洛邑本身也是“王畿六百里”，物产富饶，可想而知。成周之民，大多为殷商之人，这些亡国者，为了生存，纷纷以经商为业，故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人”阶层。他们的后代也都继承了祖业，至今中原人仍以善商闻名于世。据说，“商人”一词就源于此。
成周洛邑交通发达，物产富饶，贡赋汇集，能工巧匠众多，商贾云集，焉得不繁荣？据《周礼·考工记》记载，成周洛邑的青铜铸造、陶瓷烧制及皮革加工、制漆工艺都相当发达。“河出图，洛出书”，作为河洛文明的标记，河图洛书也是中华文明的又一起点。“兴正礼乐”，定尊卑，明等级，正各份，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礼乐制度。君臣有别，贵贱有序，上下各尽义务，和谐相处的政治社会秩序开始建立。成周洛邑在经济上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在政治文化上也特色独具，无可替代。同时，在军事战略上，成周洛邑也是威攝东方的重镇。最精锐的军队“成周八师”就驻防洛邑，专为防止“反叛和强大的东夷来犯，拱卫宗周，维护统一。这样，在西周的政治地图上，就形成了以镐京和洛邑为重心的东西两大“王畿”。
为了加强统治，便于管理，适应东西两大重心建立的需要，把整个国土也东西分治了。以陕陌（今河南陕县）为界，西为陕西地区，东为陕东地区。各设“卿事竂”，即中央政府及直接听命周王的最高行政长官，分别管辖。当时陕西地区属宗周镐京，由召公奭管辖；陕东地区属成周洛邑，由周公旦管辖。“周召共和”，共同执政。今陕西省名，就源于此。陕西，无疑是有史记载的最早的“首善之区”。陕东的名称虽已失传，但东西部发展问题的重要程度至今未变。
至此，长期让周武王及历朝历代帝王及志士仁人寝食难安，忧心如焚的东西部发展问题，在三千多年前周武王的儿子成王当政时，就在周公等辅佐下开始很好的解决了。
今天，依然困扰我们的东西部发展平衡和稳定难题，周武王在三千多年前就已遇到并按照自己的方式找到了极好的解决答案。两都制，无疑是周武王对中国政治进步、社会和谐稳定的一大创举。
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没有什么比统治的和谐、稳定更重要的了！一都，犹如心脏，伤则毙命；两都犹如肺叶，呼吸对应，才有活力和抵抗力。若伤一，则另一可代之，续延国阼。两都制，则是和谐、稳定的保证。
自西周开先河直至隋唐两千多年，以长安和洛阳为首都的政治格局始终未变。西周以镐京（汉称长安）为首都，洛邑为陪都延续近四百年。在镐京衰败后，周平王又东迁洛邑，开始了东周的统治；西汉以长安为首都，洛阳实际上也扮演着陪都的角色统治二百多年。在长安遭毁坏后，汉光武帝刘秀又建都洛阳，开始了东汉的统治，“西京长安”仍为陪都。“两京”终汉朝，都在发挥着首都的功能；隋、唐两朝，更是明令长安为首都，东都洛阳为陪都。“两京”互动、互补的功能依然未变。
隋唐以后，中国的首都虽然东迁、南迁、北迁，但以两京制为核心的陪都制始终是国家政治统治的根本所在。正如美国城市学者利维
·玛姆福特所说：“城市是一个国家精神文化和物质文明的缩影。”中国的古都，无不凝结着中华民族的精血和魂魄。
关于召公的记载，官方的典籍中很少见到，唯一可信的资料，便是《诗经》的记载。诗经是纯粹的民歌，劳动人民口传口唱的歌，可见一个人真正地为人民做了好事，真正的为政清廉，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召公没有留下巨著鸿篇，没有留下警世名言，甚至没有能够留下只言片语。然而，他却把自己留给了煌煌三千年历史，留给了一代一代生息繁衍的中华民族的子孙。历史与道德的承传有时候是不需要文字的。一种伟大的精神是依靠生息着的民众的拥戴，是依靠社会主流的支撑与包容而继往开来的。精神本来是无形的，而融汇与吸纳的形式和流程，却是可见的。
召公姓姬名奭，周武王的弟弟，因他的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县西南），故称召公，亦称邵公。周召分陕后，据《史记》记载，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
《诗经》里有《甘棠》诗一首，其诗为：“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公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翻译成现代话：
棠荫茂盛树萌长，千万别砍伤，召公曾用它做房。
棠荫茂盛树萌长，千万别砍劈，召公曾在此休息。
棠荫茂盛树萌长，千万别动手，召公曾在此逗留。[2]
6、成语故事
出自《诗经·周南》
周武王灭了殷商，建立了周朝。他死后，把江山传给了儿子周成王。周成王即位的时候年幼，幸好有两个贤臣辅佐他。这两个贤臣，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召公。召公配合周公做工作，他为辅佐周朝呕心沥血，政绩也非常显赫，因此大家又尊称召公为召伯。
召公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到基层去，深入各地方去办公。有一次，召公到他的封地召地（在今陕西省岐山县城西南）去办公。当时天气炎热，召公就不在屋里待着，而是每天在一棵甘棠树（在今岐山县刘家塬村学校内）下办公。召公在当地待了不少天，处理民间事务；他办事非常认真公正，给老百姓解决了很多生活中的具体难题。他走了之后，老百姓十分怀念他，说："这样的好官太少了。不仅到我们百姓中来，而且就在一棵甘棠树下办公。办完了公，也不吃我们老百姓的东西，也不喝我们老百姓的东西。如果天下的官员都像他这样的话，不就太好了吗？"
由于百姓非常怀念他，所以不许任何人动他曾经办公过的那棵甘棠树。《诗经》里有一段描述这件事情："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什么意思呢？"蔽芾甘棠"是说甘棠树刚刚长出小树苗。由于召公是在一棵甘棠树下办公的，"召伯所茇"，所以，在这些甘棠树还没长成大树的时候，不要把它伐了，也不要伤了它的树枝，这就是"勿剪勿伐"。第二句"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就是说要把甘棠树好好养着，别让它枯死了。为什么？因为"召伯所憩"，就是召公曾经在这个地方休息过。第三句，说"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就是说一定要好好地侍弄这树，因为"召伯所说"，"说"在古时就是住宿，就是说召公曾经在这里住宿过。从《诗经》这几句诗，我们可以看出，召伯作为一个国家官员，在基层百姓中享有多么高的威望。召公通过认真替百姓做事，换来了百姓对他的爱戴，也留下了这条成语。
“甘棠遗爱”，指的就是对离去之人的怀念，或赞颂离去官员的政绩。
7、召公与甘棠遗爱
召公，姓姬，名奭(shì),西周名臣。在周王朝兴盛过程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尚书·召诰》以及司马迁《史记》的个别篇章我们可以知道：召公奭乃文王之庶子。在兴周灭商的斗争中，他是积极的参与者和主要人物。他循行南国，布文王之化；结交盟国，争取人心，为伐纣灭商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武王即位后，召公与姜尚、周公旦等一起帮助武王完成了讨伐殷纣的大业，建立起强大的周王朝。之后，他奉命释放了被囚禁的殷商逸民箕子，受封于燕。成王年幼即位，周公旦代行政事，召公为太保，治理自陕（今河南陕县）以西的广大区域。周公归政后召公奉成王之命营建东都洛邑。洛邑建成，召公在洛河岸边作《召诰》昭示天下。适淮夷和奄国发动叛乱，周公、召公带兵讨伐，消灭了奄国，稳定了东方。成王临终前托付召公、毕公辅佐太子钊。成王死后，召公在先王庙中告诫太子钊要“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立钊为康王。
可见，召公是周朝初年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德高望重的股竑重臣，为建立、稳定、巩固西周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他的采邑在召（今陕西省岐山县西南部），位列三公，故称召公；又因他曾与周公旦辅佐成王，“作上公，为二伯”，故又称召伯。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又有人称之为燕召公。
召公以德治国，为完善和发展周礼做了大量工作，历史上有名的“甘棠遗爱”就是召公德治思想的最有力见证。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朱熹《诗集传》云：“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
“甘棠遗爱”这一千古佳话，在周王朝发祥地岐山境内得到许多实物的佐证。今岐山县城西南十里许的刘家塬村有召公祠，祠内有甘棠树及慈禧太后题、光绪皇帝御赐“甘棠遗爱”匾额一块。乡老皆言祠内之古甘棠乃《诗经·甘棠》一诗所咏之树。周公庙内尚存一高230厘米、宽74厘米、厚15厘米的石碑。该碑是清道光25年春岐山县令李文瀚在召公祠观赏甘棠开花绘成一幅图后经邑人武澄勒石而成，上刻有甘棠图案、“召伯甘棠图”五个篆字及《甘棠图记》草书。“甘棠远荫”为岐山八景之一。另外翻阅历史、地理典籍《括地志》、《水经注》、《史记索隐》、《诗集传》及《岐山县志》，均有这方面的记载。几千年来，文人墨客也写下了大量歌咏召公及“甘棠遗爱”的诗文，其中尤以薛成兑的七绝《召伯甘棠》流传甚广，诗云：“蔽芾诗章留古今，召公仁政得民心。甘棠剪伐犹知护，足见当年遗爱深。”
（原载1996年第3期《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