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上旬报告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停下来了”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
▲疾控专家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调查。
国家要求“立即网络直报”与“省卫健委同意才能上报”
▲2月26日，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血液净化中心的护士们在等待即将送到的援助物资。这支“护肾小队”负责为重症及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做血液净化。
▲2月21日，武汉市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内，一名患者在读《安妮日记》。
▲《中国数字医学》2006年发表的金水高研究员论文，介绍了“网络直报系统”的框架。
一段时间里，没有网络直报，对外无通报或通报“无增长”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论文。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
直报系统就像打车软件，可以选快车也可以选出租车
▲2月19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两位工作人员上门询问情况。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
2月27日，在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通气会上，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说，此次疫情“暴露了我们的短板”——“我们cdc（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了，cdc只是一个技术部门，一个卫健委领导下的技术部门，cdc的特殊地位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说，在有的国家，cdc是直通中央的，不需要逐层申报，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直接向社会公报，但中国要一级一级（报告）。
钟南山说：“cdc只是个技术部门，它只能向上报告。向地方政府报告了以后，地方政府怎么决定，那是地方政府的决定，cdc没有权力再进一步做什么东西。”他认为，这一点需要改变，cdc的地位需要提高，并且要有行政权，“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看法。假如说以后还不是这样的话，那（疫情）还会出现。”
“我经历过sars，我感觉这次疫情早期跟sars时有着惊人相似之处。”李立明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指出，“都是一开始没有一个快速的系统去响应，最后不得不全社会动员、全民参与的群防群控措施，利用我们的制度优势去解决问题，对全社会都是巨大的消耗。实际上17年过去了，我们的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国际合作也做得很好，我们这次诊疗救治的指南也不断在更新。但是公共卫生意识还是落后的，传染病防控这种专业的事还在受行政因素的干预。”
他说，传染病防控应该是件“技术决策”的事，建议加强基层“守门人”医务人员公共卫生意识的培训，让他们主动报告、依法报告。技术上，直报系统要对基层医生更友好，不能让他们为上报传染病信息而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还应有激励机制鼓励“吹哨人”；要让疾控技术人员能够及时判断、核实诊断，然后做出如何应急响应的决定，而减少行政的层级干预。“我就一句话：专业的工作，应该让专业的人去做。”
2003年sars疫情后，中央和地方财政共斥巨资数亿建设“中国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就是为传染病疫情的“早报告”提供基础，可在湖北新冠肺炎疫情中，湖北省卫健委监督处处长公然提出“慎重报告”、“经省卫健委同意才能上报”，拖延了上报时间，影响了中央决策，时间就是生命！人们不禁要问：谁给了这位“处长”这么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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