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使青史束高阁——请读《宝庆府志》
时间:2019-02-14 来源:李振军 点击:次
勿使青史束高阁——请读《宝庆府志》
在这样一个平台，面对这样的对象，我想首先推荐这部书——道光《宝庆府志》，尽管，这书读起来并不易。
回想起来，我大概经历过两次乡梓意识的觉醒：第一次是在我离开家乡到北京念大学时，这是距离唤醒意识，人往往如此，当身处他乡时，家乡便格外的凸显出来了；第二次大约是在五年前，是由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引发，由此书而及魏源其它书，进而阅读了一批有关邵阳的人物资料，这几年，凡见到有关邵阳的史料文献我都会买来看看，其中就有这部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印的著名的《宝庆府志》。
就地方志而言，良史著就，关要有二：其一，其地须为史地；其二，须由大家史笔操持。缺其一，无事可说；缺其二，有事讲不漂亮。《宝庆府志》的主持编纂人就是著名的邓显鹤。说“著名”自然是就湘学史而言，普通人不知道他也是正常。熟悉湘学史的人都知道，这位被梁启超称为“湘学复兴之导师”的人，一生治学，均着力于乡邦文献，贡献甚钜。
邓显鹤，字子立，号湘皋，晚号南村老人，清新化县人（新化清时属宝庆府）。生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八岁能诗，博涉群书，嘉庆九年举于乡，后屡试不进，遂厌薄仕进，志业于学，足迹半天下，晚年主讲邵阳濂溪书院，卒于咸丰元年(1851)。《清史稿》列文苑传，称其“系楚南文献者三十年”。湘皋去世时，左宗棠撰挽曰：
“著作甚勤，四海才名今北斗；
风流顿尽，百年文献老南村”
曾国藩也为其撰写墓表，其中说：“其于湖南文献搜讨尤勤，如饥渴之于食饮，如有大谴随其后驱迫而为之者。……于是搜访滨资郡县名流佳什，辑《资江耆旧集》六十四卷。东起漓源，西接黔中，北汇于江，全省之方舆略备，巨制零章甄采略尽，为《沅湘耆旧集》二百卷。遍求周圣楷《楚宝》一书，匡谬拾遗，为《楚宝增辑考异》四十五卷。绘乡村经纬图以诏地事，评述永明播越之经以旌忠烈，为《宝庆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冈州志》三十四卷。”
《宝庆府志》这样的鸿篇巨制自然非湘皋先生一人撰就。山西河曲的黄宅中任宝庆知府后，毅然倡修府志，并担任主修，甫踰年，黄氏另有迁任，继任张镇南（与黄宅中同乡）接修，时湘皋正主讲濂溪书院，即聘总揽其事。湘皋同乡邹汉勋，乃湘省知名学者，尤擅舆地之学，亦聘共襄盛事。肇自道光二十五年（1845），历时四年告竣。由这样的宿儒任总纂，董理其事，《宝庆府志》之良，不难想见。故其自刊布以来即广受称道，被目为“博赡精详，典雅宏丽”的“最为精善”之作。《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亦称：
“邓氏斯作，体虽变而不失其雅，文虽富而不伤于繁，至其综覈之精密，断制之谨严，洵非老师宿儒三长兼备者，所能道其万一，足推为湘邑志中之冠。”
我自然没有能力去评判这部名著，闲览所及，只觉书中遗珠俯拾即是。中国是史学大国，无论是全国正史，还是各地方志，从古至今，都备受珍视。我也常读今人修的地方志，古今对照，却有如下两点感受：
其一，记得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传统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数字管理，重礼法人文而轻实证统计，这一点既反映在传统的治国理政上，也反映在我们的史学传统上，但是，此一问题如今已然彻底改变。我读今天的地方志，犹如读一个时期这个地方的总账本。而读古时正史或方志，这方面的内容固然也有，但主线却是礼法人文传统。古人修史，除了载明一域一代之地理沿革、物候状况等，其最重要的目的在于施行教化，或者，它是一域之治理教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举措，故其特别重视礼法、人物、民俗等人文精神的传承。譬如，我们翻看《宝庆府志》，里面除了有“疆里记”、“山川记”等，还有“国朝耆旧传”，里面的名目有“忠义”“孝友”“儒宿”“文学”“忠节”“善行”“任侠”“才杰”“隐逸”等等。应当说，这样的史学传统有其不能忽视的合理性。或者，我想，今后我们的地方志，除了实证统计，是否也应该重拾我们的人文传统。
其二，旧时方志，往往颇具文采，有些甚至文采斐然。而今天的志书，就像是统计报告，毫无文采。古人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今后我们修史，是否也应该学学古人，重视文章的文采，否则，怎么能够出现一代良史。
今天，我们能读到的《宝庆府志》，是岳麓书社2009年影印出版的编入“湖湘文库”的三卷本。本就是古书，且未点校注释，读起来自然不易。旧时士绅，家势发达，往往注资文教，刊印名著，以求声名显于后世。今之政府，或商业巨子，若能略施簿资，聘二三宿儒，将此书点校注释整理出版，勿使青史宿高阁，让更多人能够容易读到，实在也是功德无量的千秋盛事。谁若有意，我愿襄助玉成。
就地方志而言，良史著就，关要有二：其一，其地须为史地；其二，须由大家史笔操持。缺其一，无事可说；缺其二，有事讲不漂亮。《宝庆府志》的主持编纂人就是著名的邓显鹤。说“著名”自然是就湘学史而言，普通人不知道他也是正常。熟悉湘学史的人都知道，这位被梁启超称为“湘学复兴之导师”的人，一生治学，均着力于乡邦文献，贡献甚钜。
邓显鹤，字子立，号湘皋，晚号南村老人，清新化县人（新化清时属宝庆府）。生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八岁能诗，博涉群书，嘉庆九年举于乡，后屡试不进，遂厌薄仕进，志业于学，足迹半天下，晚年主讲邵阳濂溪书院，卒于咸丰元年(1851)。《清史稿》列文苑传，称其“系楚南文献者三十年”。湘皋去世时，左宗棠撰挽曰：
“著作甚勤，四海才名今北斗；
风流顿尽，百年文献老南村”
曾国藩也为其撰写墓表，其中说：“其于湖南文献搜讨尤勤，如饥渴之于食饮，如有大谴随其后驱迫而为之者。……于是搜访滨资郡县名流佳什，辑《资江耆旧集》六十四卷。东起漓源，西接黔中，北汇于江，全省之方舆略备，巨制零章甄采略尽，为《沅湘耆旧集》二百卷。遍求周圣楷《楚宝》一书，匡谬拾遗，为《楚宝增辑考异》四十五卷。绘乡村经纬图以诏地事，评述永明播越之经以旌忠烈，为《宝庆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冈州志》三十四卷。”
《宝庆府志》这样的鸿篇巨制自然非湘皋先生一人撰就。山西河曲的黄宅中任宝庆知府后，毅然倡修府志，并担任主修，甫踰年，黄氏另有迁任，继任张镇南（与黄宅中同乡）接修，时湘皋正主讲濂溪书院，即聘总揽其事。湘皋同乡邹汉勋，乃湘省知名学者，尤擅舆地之学，亦聘共襄盛事。肇自道光二十五年（1845），历时四年告竣。由这样的宿儒任总纂，董理其事，《宝庆府志》之良，不难想见。故其自刊布以来即广受称道，被目为“博赡精详，典雅宏丽”的“最为精善”之作。《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亦称：
“邓氏斯作，体虽变而不失其雅，文虽富而不伤于繁，至其综覈之精密，断制之谨严，洵非老师宿儒三长兼备者，所能道其万一，足推为湘邑志中之冠。”
我自然没有能力去评判这部名著，闲览所及，只觉书中遗珠俯拾即是。中国是史学大国，无论是全国正史，还是各地方志，从古至今，都备受珍视。我也常读今人修的地方志，古今对照，却有如下两点感受：
其一，记得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传统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数字管理，重礼法人文而轻实证统计，这一点既反映在传统的治国理政上，也反映在我们的史学传统上，但是，此一问题如今已然彻底改变。我读今天的地方志，犹如读一个时期这个地方的总账本。而读古时正史或方志，这方面的内容固然也有，但主线却是礼法人文传统。古人修史，除了载明一域一代之地理沿革、物候状况等，其最重要的目的在于施行教化，或者，它是一域之治理教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举措，故其特别重视礼法、人物、民俗等人文精神的传承。譬如，我们翻看《宝庆府志》，里面除了有“疆里记”、“山川记”等，还有“国朝耆旧传”，里面的名目有“忠义”“孝友”“儒宿”“文学”“忠节”“善行”“任侠”“才杰”“隐逸”等等。应当说，这样的史学传统有其不能忽视的合理性。或者，我想，今后我们的地方志，除了实证统计，是否也应该重拾我们的人文传统。
其二，旧时方志，往往颇具文采，有些甚至文采斐然。而今天的志书，就像是统计报告，毫无文采。古人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今后我们修史，是否也应该学学古人，重视文章的文采，否则，怎么能够出现一代良史。
今天，我们能读到的《宝庆府志》，是岳麓书社2009年影印出版的编入“湖湘文库”的三卷本。本就是古书，且未点校注释，读起来自然不易。旧时士绅，家势发达，往往注资文教，刊印名著，以求声名显于后世。今之政府，或商业巨子，若能略施簿资，聘二三宿儒，将此书点校注释整理出版，勿使青史宿高阁，让更多人能够容易读到，实在也是功德无量的千秋盛事。谁若有意，我愿襄助玉成。
上一篇： 新平台，新高度 ，新自我——新成员成长记 下一篇：北海，我们来了